從《左撇子女孩》看見台灣縮影－－當學會愛上自己的左右手，孤寂終將消散 - 《左撇子女孩》鑿出屬於女性群像的出口，也譜寫出家庭群像的面貌－－不代言，也不辯解。如此「台到底」的電影反射台灣日常的模樣，是混亂、濕黏、吵雜，但又是真切的。電影透過宜靜的兒童視角，在夜市的喧鬧與小巷縫隙間，看見一個身處大人世界的小女孩如何尋找自己的樂園。 令人感慨的是，這可能是近年最「台灣」的電影，而且竟是由定居美國的導演拍成。近年部分台灣電影逐漸走向另一種形式，從個人的迷惘與孤獨，擴散到家庭與社會的共業，我們早已看盡各式病態的扭曲。這些作品真實得讓人感覺疼痛，過於疏離且刻意，或甚至詞不達意讓人覺得可惜。正因身處其間，我們無法單純地觀看電影。 因此，我也不禁思考著，究竟怎麼樣的「台灣電影」是我所尋找的？我當然渴望新鮮的元素注入那有些涸竭的土壤裡，但又得承認，過於「新」的嘗試往往缺乏根基，也少有參照，又或難以共鳴和理解，；而剩下的煽情與矯柔劇情，也早令人疲倦。於是，如今的台灣電影反而比二、三十年前更難拍，前輩的「新浪潮」既是標竿，也是障礙；觀眾的耐心漸低，對國片的信任也逐漸薄弱。 但是，《左撇子女孩》讓我看到另一種可能。電影回歸單純，回到最日常的台灣角落，而且不再被美化的景象。高飽和的橘黃色調照亮那些凌亂的街巷，人性的掙扎與生活的痕跡反而變得動人，它讓那些最普通的光景重新被看見。 也或許正因導演長期身在異鄉，才能用既個人又疏離的眼光回望台灣。童年的的記憶成了回憶中的碎片，卻仍印象深刻。對我們而言，那些畫面稀鬆平常，卻成了視而不見的存在。 所謂的「台灣感性」，在外國人眼中或許是值得留念的獨特風景，但對生活其中的人，卻像是某種無可奈何的現狀。像是一種勉強維持下去的倦怠與順應，然而，那些滲透於其中的人情氣味，又是其他地方難以取代的。也正因如此，它恰恰映照出淑芬一家人那份既彆扭又歪斜的相處方式－－明明想親近、去愛的家人，連好好說話都成為一件困難的事。 而在這三代女性身上，都有各自必須面對與解開的困境。片名《左撇子女孩》正點出了其核心意象－－宜靜那隻被外公稱為「替魔鬼做事的手」，象徵所有被視為異類、不被允許的女性特質，它應該被糾正，才符合傳統家庭裡「正常」的女生。 而宜安則休學成為檳榔攤西施，誓言要比母親賺的錢還要多，在她看似叛逆脫序、脫離軌道的外表下，其實是她在妥協後，學著要面對現實殘酷的偽裝。 母親淑芬是撐起整個家的天，卻被過往的情感與社會評價束縛。她放不下前夫，又得承受姐妹們的指責，被生活壓垮的無力感。她們三代女性都活在社會規範裡，但束縛她們的卻是背後那些男性與代代相傳的舊債。責任與維持「和諧」的重擔始終落在女性肩頭，而過往被警戒的經驗與規訓，至今仍成為包袱，壓抑女性發展的可能。 而在整部片裡最複雜的人物，非宜安莫屬。在篇幅有限的情況下，無法看見她完整的成長脈絡，只知道那場突如其來的「意外」使她的人生瞬間翻轉－－從成績優異、被賦予期待能走向「成功勝利組」的女孩，一夕之間跌落「神壇」。 或許曾經失去過，才讓宜安在心裡築起高牆，以叛逆為保護色，不讓人靠近，也不讓人看見真實的自己。而遺憾則是難以盈滿的缺，她像是心裡永遠揣著對母親的虧欠和辜負，卻又抗拒變得像「母親的未來」，欲試圖活出另一種樣子。 而另一種最殘酷的對照，則是朝夕相處的宜靜。她身上的天真與自由，彷彿投射出宜安心底那個「曾經的女孩」－－那層尚未被戳破的窗紗，好似反射出她的自卑與自癒不了的傷口。也因此，母親的請託，都像在提醒她那些失落的未來，回不去的可能。被滯留的生命，從不甘，漸漸磨成了在泥濘中的將就。 誠然，宜安敢愛敢恨的情感，在大膽的性愛場景上落實。在特寫的拍攝角度下，卻在宜安身上加注了另一種更深層的父權凝視，主以男性得到歡愉導向的結果。鏡頭令人不適，卻也揭露在不對待關係的性別權力中，女性面對的矛盾─－渴望被愛的同時，卻往往先委身彎腰，才能換來對方的正眼看待。 片中將性描繪成生活日常的需求行為，卻只在暗處，不得見人的地方發生。這樣的呈現，我仍希望此段的立意是中性的，是為了表達女性在關係裡的滯礙與被困；而當肉體的渴求需要被滿足時，男性卻不願為此付出相對的責任。片中那些無能的男性角色貫穿全片，女性仍是主動承擔與出擊的那方。 而成長過程中的某些階段，女性往往是容易被忽略的。在淑芬的原生家庭裡，重男輕女的價值深植人心，每次回到家中，最小的宜靜總是那個輕易被忽視的人。然而，也正是如「透明」般的存在，她反而比誰都能直接地說出自己的感受。 當宜靜望著家中的魚缸淡淡地說：「魚好笨，都沒有智慧。」隨口的感嘆，其實正映出大人們的僵化與執拗，在她單純的一句話中被悄悄道破。後來，在命運的轉折中，她的「魔鬼手」意外救了人蛇集團的阿嬤逃離險境，成了「神仙手」。 手本沒有好壞之分，只是「魔鬼手」的稱號，被宜靜當成了另一種欲望與情緒的出口。直到被發現後，宜安才帶她一家家回到被「魔鬼手」偷走東西的店道歉；就在過程裡，牽著犯錯的小孩，才初次意識母親的責任原來就是如此，不再抽象和模糊，母愛在這一刻湧出。 於是，這部電影真正想說的，是關於生命，在每個人的課題裡如何面對自己的與眾不同，如何理解它、馴服它，最後學著接納自己。我在觀看時，也曾覺得宜安的叛逆過於尖銳、過於激烈，但鄒時擎真正想表達的是立場的不同性：這就是你的樣子，不用在意別人的眼光。 是以，最後許多人認為稍顯割裂的橋段，是在生日宴會上戳破埋藏多年的秘密時，那一刻所呈現的戲劇性與灑狗血，讓人有著如《喜宴》般的似曾相似。家族本已亂成一鍋粥，不如更亂些也無妨；於是，所有人的面子被宜靜的一句「祖母」一口氣扯開，混亂、失序，卻也讓每個人誠實地面對真相，無處躲藏。 而宜安在現場被元配以「若是男的我就要」的話語脅迫，那赤裸裸的重男輕女，正是母親曾經歷過的痛，也成為壓在她心上的刺。也因此，她讓自己的女兒出面，不為了證明什麼，而是宣告身份。她本來就值得被看見，也代表宜安終於不再需要躲藏。 於是，結尾迎來奇異圓滿的大結局，而在家庭「舞台」中心的宜靜，跳著她最愛的舞蹈，為這個家點亮了歡笑與溫暖。而鏡頭並未將一家人之後的真實相處情況拍出，但當秘密被揭開，她們或許能更自在地彼此靠近、相互取暖，自立自強地面對生活的挑戰。 《左撇子女孩》對女性處境的描繪，也許仍只停留在客觀的角度來「針砭」台灣社會的真實縮影，艱難卻未全然絕望，仍留著一口能讓人繼續拼搏的氣。片中對台灣人迷信與荒謬的刻畫，也成了別具台味的幽默共感，像是改名之亂、芝麻小事卻大肆播送的新聞，那些看似荒誕的奇景，其實正是最平凡的現實。 那麼，那些台灣家庭裡的破事、爛攤子，我們究竟為何要在電影中重複觀看？或許，是因為在熟悉裡尋找一種被理解的感覺；又或是，在殘酷的現實被搬上銀幕時，我們終於能以旁觀者的位置理解他人，並能從中獲得一種被認同的安心。鄒時擎正以自身的經驗立場，替所有女性「出氣」，是時候了，「魔鬼手」不再是詛咒，所有的不一樣其實都一樣－－。畢竟，我可以闖禍、可以犯錯，我的人生不為誰而活。 後記： 片中的角色都太自然了，馬士媛最猛新人，心中的金馬最佳新人，也希望後續能繼續看到她的演出。葉子綺的純真萌樣超想捏她臉頰，真的太可愛了！蔡淑臻洗去鉛華，飾演一位心力憔悴的母親也極具有說服力。黃鐙輝的實力叫賣海綿簡直是夜市裡的活招牌，路人感超強（讚賞意味）。另，MAMAMOO的歌出現超驚喜！要再去電影院多看幾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