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許多身處臺灣的人們而言，印尼社會常被概括為單一而扁平的「傳統保守」印象。這種刻板認知，使得我們很難想像在穆斯林人口眾多的印尼，酷兒群體如何生存、如何發聲。
也正是在這樣的好奇心推動下，我在雅加達的書店裡開始尋找那些「不屬於主流視野」的文本。當書架上出現幾本討論多元性別與性別平權的著作時，我意識到：在保守的公共語境背後，這個國家仍孕育著一些強韌而持續生長的酷兒論述。而其中，最先吸引我、也讓我決定帶回臺灣細讀的，便是《Queer etc.》。
這本在 2021 年出版的文集《Queer etc.》，由 Hendri Yulius Wijaya 主編。書名中的「etc.」（等等／其他）是主編希望將「酷兒」（Queer）的概念在地化，不再只是翻譯西方的「LGBTQ」標籤，而重新定義為：「任何不符合社會主流規範（尤其是異性戀、結婚、生子）的生活方式」。
主編 Hendri Yulius 自身的身份就已提供了一個切入觀點：他是印尼華人（Chinese-Indonesian）。在印尼華人家庭中，儒家觀念對「傳宗接代」與「面子」的極度重視，使得同志出櫃不僅是個人的選擇，常被視為讓整個家族「蒙羞」或「絕後」的沉重罪責，這種家庭壓力遠超一般印尼家庭。此外，印尼華人群體本身就背負著 1998 年排華暴動的歷史創傷，在這個要求華人處處謹慎、進行自我審查的社會環境中，再疊加「同志」身份，使得華人同志往往面臨雙重的邊緣化與隱形化。
《Queer etc.》的出版，象徵印尼酷兒論述的一個重要轉折：它不再只是翻譯西方理論，而是嘗試在東南亞的文化脈絡、穆斯林信仰與印尼社會經驗之中，以自身的故事重新界定「何為酷兒」。對於許多躲在深櫃、或覺得自己「不正常」的印尼讀者來說，這本書提供了一種「原來我不孤單」的身份確認與力量。在這個法律雖未全面禁止但社會規範極強的保守國度，這本書在年輕世代的社群媒體上成功引起廣泛討論，成為一種文化抵抗。
《Queer etc.》書本封面
跨性別與非二元 (Transgender & Non-binary)
不同於以往常以跨性別者作為父權體制下的受害者、或僅聚焦於性工作經驗的論述，《Queer etc.》嘗試收錄更多關於多元性別者「日常生活」的故事。例如，跨性別者在家族與職場中如何被看待、他們與宗教信仰的拉扯，以及對於身體變化的細緻書寫，包括使用荷爾蒙後的感受與調適。這些看似日常的片段，使讀者得以看見更真實、更立體的多元性別生命經驗。
在印尼社會中，跨性別女性（Waria）的能見度雖高，但社會地位始終偏低；相較之下，跨性別男性（Transman）則更少被納入公共討論。有趣的是，Waria 之所以在印尼社會相對「可見」，與她們在美容產業的投入相關。自 20 世紀中後期起，美容美髮與化妝師的工作逐漸成為 Waria 最能被主流印尼社會接受的職涯選擇。這是一種在限制中發展出的協調方式：Waria 所展現的女性氣質在多數正規職場中往往會遭到排斥，例如難以取得辦公室等正式職位；但美容沙龍常被視為女性主導，或至少性別較為中立的空間，社會因此可以接納 Waria 的女性氣質。在這種背景下，美容業成為 Waria 將其性別展演資本化的少數途徑，並提供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經濟庇護所。
不婚與不生
除了性別與性傾向的多元敘事外，《Queer etc.》也將「不婚不生」的生活選擇視為一種挑戰父權與異性戀霸權的盟友。在印尼的主流價值觀中，結婚生子不僅被視為「成年的標誌」，更是無可逃避的宗教義務。因此，當有人選擇單身或維持不生育的伴侶關係（childfree）時，他們實際上正在鬆動並反抗「正常家庭」的社會規範。主編也正是在這個廣義脈絡下，將這種選擇視為一種「酷兒實踐」。
畢竟這樣的生活方式往往伴隨顯著的社會代價：個體可能被視為「自私」、被貼上「不完整」的標籤，或面臨家族對「傳宗接代」的強烈期待與壓力。然而，並非所有人都能以「不婚不生」作為抵抗途徑。在印尼，多數人不只無法拒絕婚育期待，甚至必須走向相反的方向：以婚姻作為一種保護與掩蔽的手段。尤其對男同志而言，社會對「正常家庭」的強烈要求，使婚姻不只是規範，更成為一種不得不接受的現實安排。
騙婚與面具婚姻
在討論同志文化時，我們常會直覺套用西方熟悉的語彙：出櫃、面對自我、身分認同。然而，這些看似普遍的概念，卻無法解釋印尼同志在日常生活中呈現的矛盾與複雜性。
這裡我再延伸連結到 Tom Boellstorff 的書，他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切入點：為什麼印尼同志（特別是男同志）可以「一邊結婚生子，一邊交男朋友」？為什麼在他們的生命經驗中，這些看似矛盾的生活軌跡並不衝突？
Boellstorff 在其研究中提出「群島自我」（the archipelagic self）的概念，提供了理解印尼性別與性傾向的關鍵視角。就如同印尼由上千座島嶼組成，個人的身分也可以被切分為多個並存、且不需要相互整合的「島嶼」。
在這種身分運作方式下，一名印尼男同志可以同時是一位虔誠的穆斯林、一個被期待成家立業的兒子，以及一個擁有同性慾望的 gay。
對他們而言，「結婚」屬於作為印尼公民與家庭成員的社會責任島嶼；而同性情慾則位於自我領域的另一座島嶼。這種理解與西方強調「忠於自我」（be true to yourself）的身分統一邏輯截然不同。他們並不認為自己在欺騙誰，而是在履行不同角色的義務。
這種「群島式身分」也與印尼社會高度重視表面和諧的文化密不可分：只要衝突不被攤開討論，家族與社區通常選擇視而不見。許多妻子、親人可能察覺丈夫「有些不尋常」，例如對性事不熱衷或與某位男性朋友過從甚密；然而，只要丈夫履行家庭責任，例如提供生活費、不施暴、維持體面形象......，社會不會去逼問出真相。
在這個文化架構下，一個公開出櫃的兒子可能讓家族蒙羞；但一個「有點怪」的已婚兒子至少維持了體面的外觀。因此，受傷最深的往往是妻子這類婚姻則被稱為「Perkawinan Topeng」（面具婚姻）。雖然極少數情況會出現雙方皆為同志，並協議結婚的形式婚姻（lavender marriage），但在父權高度強固的印尼，多數案例仍是同志男性娶了不知情的異性戀女性。
在被迫切割的身分之下，酷兒權利再次被拉往邊緣
令我感到遺憾的是，當我越深入理解印尼的多元性別議題，我發現有學者提到，儘管民眾對於酷兒族群的接納度日漸開放，自 2016 年起，印尼政府部門的反 LGBT 情緒卻明顯升高。政治人物、宗教領袖與媒體持續以「道德危機」為框架，將酷兒群體定位為威脅國家與家庭秩序的「外來力量」，彷彿同性戀是西方影響下的產物，而非印尼社會本就存在的多樣性。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下，本書的書名好像也因此有了更明確的時代脈絡，正如我在另一篇酷兒研究文章中讀到的，許多主流出版社選擇避免涉及性別或性傾向的主題，以免被貼上「支持 LGBT」的標籤，引來市場抵制、騷擾，或官方調查。
在這樣的氛圍下，恐同不只是日常偏見，也逐漸轉化為制度風險。當印尼社會上還有人公開倡議將同性戀入刑，讓酷兒所面臨的壓力從家庭範圍擴大至生計、名譽，甚至個人安全。對於尋求穩定與社會保護的年輕酷兒來說，進入異性戀婚姻仍是一層象徵性的安全網，使個體得以在公共監視之下維持「正常」的外部形象。印尼男同志的婚姻策略看似個人的道德瑕疵，但也是異性戀霸權與家族義務高度強化之下的結構性產物。當「不婚」與「同婚」都不是可行的選項時，個體便不得不發展出一種將「社會責任」與「個人慾望」徹底切割的「群島式」生存方式。
以台灣今日對性別多元的理解和社會氛圍來看，這樣的現實難免令人感到遺憾，也讓我意識到，性別權利並非線性前進的故事，而是會因政治情勢、宗教力量與社會主流價值的變化而被重新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