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裡總有那麼一個人——跑得最快、笑得最大，明亮得像不會跌倒。多年後再想起他時，你才發現，真正被改變的人其實是你自己。
有些影子，離開得早，但落得很深；而一場冬雪，便足以讓它重新浮現。
樹林裡的雪沉了一整夜，壓得枝條彎了下去。走在前頭的男生抬手一抖，厚厚的積雪嘩地落下，砸在後面女生的肩上，引來一片驚呼。散落的雪粉在冷空氣裡飄蕩的樣子，忽然讓我想起了少年時的少英。
多年以前的一個早晨，他把掃地用的笤帚悄悄架在教室前門，我們其他來得早的人趴在地上觀望。第一個推門進來的女生被嚇得往後一仰，笤帚杆掉落，粉筆灰在陽光裡散成一小片白霧。同學們笑成一片，而被班主任叫去寫檢查的，是我。
那並不是第一次。
也不是最後一次。
小學那幾年，他總是那個跑得最快、玩得最大、聽不進警告的人；而我，總在莫名其妙的時刻被牽連。我不覺得委屈，只是隱隱明白，那些年裡——調皮的人總能被原諒，而沉默的人總會被留下。
爬火車是他提議的。站在月台邊追女生的也是他跑得最歡。事情鬧大後，被抓去訓話的又是我。老師皺著眉問：「你怎麼又跟著起鬨？」我卻說不清——明明那時我只是站在一旁。
世界似乎天生偏愛像他那樣的人：亮堂、張揚、毫不在乎。他笑起來時，像有一種讓大人都無法真正生氣的力量。
初中時我們又分在同一班。一天早晨，教室剛打掃過，地板還帶著水光。少英在座位之間追逐女生，腳步聲在空曠的教室裡響得清脆。我拿著簸箕站在講台下面，看著粉塵在陽光裡緩緩沉落。
被追的女生叫蘇明婉。
她跑得不急不緩，偶爾回頭笑，那笑容在少年時代亮得像是能劃破空氣。
她的成績很好，總在前二名。我努力追著她，也在前列。按理說我們之間更接近，但那年紀的心思並不講道理。她喜歡的，是倒數第一、最會鬧事、也最不安分的少英。
升高中前的一個下午，我在教學樓後遇到她。她抱著一摞練習冊，逆著光走來，眉眼清亮。我想對她說些什麼，但話到嘴邊，又沉了下去，只能看著她的背影消失在長廊盡頭。
班幹部換屆，我想競選班長，卻聽到蘇明婉跟另一位女生說：「我覺得他沒有魄力，不適合。當學習委員還可以。」
後來，我和她都考上了大學，在不同的城市。
第一個暑假，我鼓起勇氣去找她。她答應了見面，卻說要先去一個地方。那天的陽光刺眼，第一人民醫院的白牆晃得我有些睜不開眼。
推開病房門時，我聞到濃重的消毒水味。
病床上躺著的男人，是少英的父親——我們中學時的教導主任。
蘇明婉把飯盒放在床頭，動作輕柔。她替老人擦嘴角，語氣輕得像怕驚動誰：「阿姨今天忙，我就代送一下。」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她與少英之間早已不只是少年情愫，而是一條更深、更沉的牽連：家庭、責任、生活的重量。
我站在門邊，看著她細緻的動作，忽然感到自己與她的距離被拉得極遠。我無法跨入她的世界，也無法替她分擔任何東西。
那天走出醫院時，我沒有再回頭。
我知道，那是我與她的人生徹底分岔的時刻。
後來聽說，少英沒有再念書，去了建築工地，當了包工頭，騎著摩托車在各個工地之間飛奔。我的腦海裡常浮現他少年時的樣子：跑在最前面，笑得大，什麼都不怕。我以為他的人生會一直那樣衝下去。
二十年後的同學聚會，蘇明婉來了，穿著淡藍色套裝，神情仍然爽朗。她舉杯喝酒時的豪氣，讓我彷彿又看到教室裡那個逆光而笑的女孩。
有人在我背後輕聲說：「她離婚了。聽說少英……精神狀況不太好。」
我愣住了。
耳語像是在胸腔裡敲了一下。
少年時的他那麼明亮，那麼奔放，像永遠不會被疲憊追上的人。怎麼會走到這一步？
聚會散得很晚。酒店外的風很冷，街燈在地上拉出一條長影。我聽見有人感慨命運無常，也有人低聲討論舊事。我沒有說話，只覺得喉間像堵著什麼。
幾年後，蘇明婉再也沒有出現在聚會上。朋友圈傳來消息：她再婚了，嫁給了市民政局局長。有人羨慕她的選擇，有人議論她的命數。而我只靜靜地看著照片，覺得她的神情比以前更沉穩，也更疏離了。
人生最後選擇的，多半不是心動，而是安穩。
而那份心動，我們早已丟在了過去。
今天在雪林裡踏行時，我再次想起少英。朋友抖落樹枝的動作，讓雪粉在空氣裡散開，像那年教室門口落下的笤帚杆揚起的粉筆灰。
很多事情，都會在不經意的時刻突然亮起。
少年時代的影子，也會不由分說地站回你的面前。
雪越落越密，天色漸暗。我快步追上隊伍，呼出的白霧在寒風裡迅速消散。這些年經歷的許多事，都像那白霧一樣，曾經清晰，又迅速模糊。
但有些人的影子，是不會真正消失的。
一場冬雪，一個細微的動作，
就能讓那些未說出口的話語、未完成的心意，
再次輕輕浮現。
— 勒馬聽風｜短篇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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