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以此文，悼念在臺北捷運隨機殺人事件、以及其他無差別暴力事件中失去生命的無辜受害者。他們不該被遺忘，也不該被任何討論所掩蓋。
在臺北捷運隨機殺人案中，張文已經死亡。
但事件並沒有因此結束。
在媒體鏡頭前，他的父母走出來，下跪、道歉，為兒子犯下的罪向社會致歉。
那個畫面迅速在新聞與社交媒體間傳播。
這個道歉產生的漣漪，在我心裏遲遲不能平息。
不是因為我想追究他們的對錯，而是因為我突然意識到一個問題——
當加害者已經不在，我們到底在向誰要一個交代？
我和太太在這件事上，確實有不同的感受。
她並不是認為父母需要為孩子的行為負起法律或全部的責任。
相反，她更像是在理解——在這樣的情境下，為什麽父母會選擇站出來道歉，以及為什麽社會會期待看到這一幕。
她曾舉過重大交通事故的例子。
並不是要把父母等同於事故的責任人，而是想說明，當一場悲劇超出了個體可以承受的範圍時，社會往往會期待有人站出來承接那份無法消化的重量，
哪怕那種承擔更多是象征性的。
在這一點上，我理解她的直覺。
那不是對責任的簡單判斷，而是一種對人性與社會情緒運作方式的體諒。
她關心的，從來不是誰該被指責，而是社會如何在巨大的傷痛裏，試圖讓自己繼續往前走。
但我心裏始終有一個過不去的地方——
父母並不是製度的負責人，也不是決策者。
他們沒有能力控製一個人全部的人生走向，更沒有即時阻止悲劇發生的工具。
如果我們把「必須有人出來承擔」的期待，放在父母身上，
那他們承擔的，究竟是責任，
還是我們無法承受的情緒重量？
我需要澄清，我並不認為父母走出來道歉，是一件應該被責怪的事。
在那樣的情境下，他們站出來，並不一定是因為有人要求，也不只是為了輿論，甚至未必是為了社會。
更多的時候，那是一種他們早已內化的信念——既然我是父母，這件事就一定有我的責任。
在一個長期告訴我們「父母要把孩子教好」的社會裏，當孩子犯下無法挽回的罪行，
許多父母甚至不需要被指責，就已經先一步，把所有過失攬到自己身上。
從這個角度看，道歉不是為了讓自己好過，而是一種近乎本能的承擔--哪怕他們並不確定，自己究竟還能承擔什麽。
我理解這一點。
我也理解，一個社會在面對無法理解、無法接受的暴力時，需要一個出口。
需要有人站出來，讓憤怒、悲傷與無力感不要無處安放。
真正讓我感到不安的，並不是這個出口本身，而是——出口之後發生的事情。
在隨後的討論中，我們開始看到越來越多的「解釋」。
媒體翻出成長經歷，
網路拼湊家庭關系，
金錢援助被解讀為寵溺，
父母離異被視為性格扭曲的根源。
社交媒體上，充斥著這樣的聲音：
「明明一早就有問題，為什麽不帶去治療？」
「給錢就是縱容。」
「父母才是最大的推力。」
這些話看起來像是在尋找原因，但很多時候，更像是在完成另一件事——
為已經發生的悲劇，補上一條事後看起來合理的因果鏈。
仿佛只要把這些線索連起來，世界就不再那麽令人不安。
我常想起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裏的一句臺詞——「全天下沒有一個爸爸媽媽，要花二十年，去養一個殺人犯。」
那不是辯解，也不是推卸。
而是一種遲來的、近乎絕望的確認——絕大多數父母，並不是在「製造」一個加害者。
在 Netflix 劇集 Adolescence 的最後一集中，也有一幕讓我久久無法忘記。
孩子犯下無法挽回的事後，父親問母親：是不是我們哪裏做錯了，才會走到這一步？
母親沒有辯解，只是流著淚說：
我們怎麽養大女兒，就怎麽養大兒子。
那一刻我意識到，很多父母並不是不自責，而是早已在內心反復審判過自己無數次。
問題在於——
理解一段人生如何走到今天，
和宣判某些人「本來就該為此負責」，
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
當我們用後見之明，把零散的片段拼成一條必然的因果鏈，我們得到的，往往不是更深的理解，而是一個可以被持續指責的對象。
當加害者已經不在，父母便成了那個最安全、也最脆弱的承載者。
他們無法反駁，也幾乎無法拒絕，甚至是心甘情願的接受所有的情緒。
我並不認為父母應該為孩子的罪行負責。
一對父母再怎麽盡心盡力照顧孩子，總會有力所不能及的時候，更何況隨著孩子長大，會自行思考和決定自己的人生。
真正讓我感到不安的，不是他們低下頭的那一刻，而是我們在那之後，還想繼續把多少重量，放在他們已經彎曲的背上。
如果一個社會，需要不斷擴大責難的範圍，才能讓情緒獲得平衡，那麽我們或許該問的，不只是「誰該負責」，
而是——
我們是不是已經把理解，變成了另一種形式的暴力。
最後，悼念所有在这些事件中失去生命的人，以及所有被这场悲剧永远改变人生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