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為何善良的人依然受苦？看見那些塑造我們命運的「無形之鎖」
在這個看似富裕與進步的時代，我們心中是否曾升起過這樣的困惑：為什麼貧困依然存在？為什麼儘管我們努力追求公平，不平等卻似乎根深蒂固？是什麼樣無形的力量，讓許多善良而勤奮的人們，最終仍被苦難的浪潮所吞噬？
這些問題的答案，往往不在於個人的道德或努力與否，而是指向一種更深層、更隱蔽的力量。它沒有刀槍，不流鮮血，卻如空氣般無所不在，系統性地扼殺著生命的潛能。這就是「結構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一種深植於我們社會制度、經濟結構與文化慣習中的「看不見的暴力」、「無形的鎖鏈」。它並非來自任何人的惡意，卻造成了最廣泛的傷害。
本文將引領我們踏上一段「看見」的旅程，揭示關於結構性暴力的五個最令人驚訝且違反直覺的觀點。我們的目的不是指責，而是為了升起慈悲。因為唯有看見這些隱形的鎖鏈如何運作，我們才能真正理解眾生的苦，並以溫暖的智慧，開始探索一條通往「人間淨土」的療癒與改變之路。1. 「公平競爭」的暴政：當市場與績效主義成為合法的掠奪
我們從小被教導，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市場是個「公平競爭」的舞台。然而，這個信念本身，可能就是一種暴力的來源。
首先，在一個資源與機會分配極不均等的起點上，所謂的「自由市場」競爭，實質上常常演變成一場強者對弱者的合法掠奪。資源會系統性地流向那些已經擁有資源的人，這就是社會學中的「馬太效應」。當一個孩子因為家境貧困而無法獲得良好的教育與營養時，他從一開始就沒有站在與富裕家庭孩子相同的起跑線上。此時，要求他們進行「公平競爭」，本身就是一種結構性的不公，是基督教解放神學所言的「罪惡結構」（Structural Sin）。
其次，政治哲學家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深刻地批判了「績效主義」（Meritocracy）的暴政。這個「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信念，帶來了一種隱蔽而殘酷的暴力：它讓成功者變得傲慢，認為自己的成就完全是個人努力的結果，從而對不幸者缺乏同理心；同時，它讓失敗者背負了沉重的羞恥感，將結構性的困境內化為個人的無能。這種思維，深刻地侵蝕了社會的同情心與集體責任感，使我們忘記了運氣與社會結構在個人命運中扮演的巨大角色。
這個觀點提醒我們，真正的公平，必須關注起點的平等。這並非烏托邦，在不同文化智慧中早有實踐：伊斯蘭社會金融中的「天課」（Zakat）與「瓦克夫」（Waqf），將財富再分配視為信仰義務；諾貝爾獎得主尤努斯創立的「社會企業」，則將解決社會問題置於利潤之上。這些模式昭示著，當我們超越純粹的競爭，重新發現彼此的連結，才有可能走向一個休戚與共的「大同世界」。
如果連「公平」的理念都可能傷人，那麼當傷害由一個個恪盡職守的善意之人，透過一個龐大而無臉孔的系統來執行時，其危險將更加隱蔽。
2. 「平庸之惡」：當恪盡職守的我們，成為巨大傷害的幫兇
我們通常認為，作惡的是那些心懷惡意的人。但結構性暴力最令人不寒而慄之處在於，它往往是由無數善良、恪盡職守的普通人共同造成的。
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曾提出「鐵籠」（Iron Cage）的概念，生動地描繪了現代社會中，人們如何在僵化、理性的規則與程序中逐漸失去靈魂與獨立的道德判斷力。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觀察納粹戰犯後，進一步提出了「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與「行政之惡」（Administrative Evil）的概念。她發現，巨大的災難往往不是由惡魔般的狂人一手造成，而是由無數只是「按章辦事」、不帶任何個人惡意的官僚共同完成的。
因為在過度分工與層級節制中，道德責任被碎片化，每個人都只是「執行命令」或「按章辦事」，無人對最終的災難負責。
這種「非人化」的管理邏輯，在當代表現為對績效指標（KPI）的過度崇拜。在日本，這種高壓的職場文化甚至導致了「過勞死」（Karoshi）——人們在企業結構與社會壓力的雙重擠壓下，自我剝削直至生命耗盡。這便是結構性暴力奪走生命的極端案例。在這裡，沒有一個人心懷殺意，但整個系統卻成為了致命的兇手。這個觀點的震撼之處在於，它提醒我們，即使是出於善意和遵守規則，我們也可能在不經意間參與了結構性的傷害。這要求我們在執行任務時，必須時刻保持清醒的道德反思與警覺。
而這種行政上的惡，從不僅僅存在於文件與流程之中；它的後果，會被真實地銘刻在那些最脆弱者的身體之上。
3. 看不見的內傷：貧窮與歧視如何真正地「刻」在我們的身體裡
我們常將身心健康視為個人生活習慣的問題，卻忽略了社會結構如何直接塑造我們的生理狀態。結構性暴力造成的，是看不見卻深可見骨的內傷。
公共衛生領域有一個重要概念叫「有毒壓力」（Toxic Stress）。它指的是，當一個人長期處於貧困、歧視、不安全感的環境中，身體會持續分泌過量的壓力荷爾蒙。這種長期的生理應激反應，會直接損害我們的免疫系統，引發各種慢性疾病；它甚至會損傷大腦的結構，特別是影響記憶與情緒調節的區域。這就是為什麼，弱勢群體的平均壽命更短、健康狀況更差——這不是基因或個人選擇的結果，而是社會的毒害被真實地「刻」在了他們的身體裡。
醫師兼人類學家保羅·法默（Paul Farmer）更尖銳地指出，經濟暴力創造了一種「生物性的次等公民權」（biological sub-citizenship），讓貧窮直接轉化為更短的壽命與更多的病痛。在此脈絡下，那些脫離結構困境、單純要求受害者「保持樂觀」的「有毒的正能量」（Toxic Positivity），實質上是一種殘忍的二次傷害。它的解方，並非更多的個人意志力，而是如「解放心理學」（Liberation Psychology）所倡導的：協助受壓迫者看清造成其苦難的社會結構，賦權他們從心理和行動上挑戰這些結構。這個觀點至關重要，它將社會正義與個人健康緊密相連，證明了創造一個公平的社會，不僅是道德議題，更是關乎無數人生死的公共衛生議題。
而正如這些無形的力量在人體內部留下創傷，它們也正對我們共同的身體——地球本身——發動一場緩慢而毀滅性的戰爭。
4. 被延遲的毀滅：環境破壞是對窮人與未來世代的「慢性暴力」
當我們談論暴力時，腦海中浮現的可能是戰爭或犯罪。但有一種暴力，其毀滅性同樣巨大，卻因其緩慢、不易察覺而被我們忽視。
學者羅伯·尼克森（Rob Nixon）提出了「慢性暴力」（Slow Violence）這一概念。它指的是一種緩慢、跨越時空、在視線之外發生的傷害，例如氣候變遷、有毒廢棄物污染、農藥對土壤的長期毒害。這種暴力的特點是「延遲的毀滅」，其後果可能在數十年甚至數代人之後才完全顯現。
而這種「慢性暴力」最大的受害者，往往是那些對造成問題責任最小的群體：窮人、弱勢社群，以及尚未出生的後代。富裕國家將高污染產業轉移到貧窮國家，城市將垃圾掩埋場建在貧困社區附近，這就是赤裸裸的「環境種族主義」（Environmental Racism）。我們這一代人對化石燃料的過度消耗，正在對未來世代的生存環境施加一場延遲的暴力。佛法智慧中的「互即互入」（Interbeing）與科學界的「健康一體」（One Health）視角都在告訴我們，人類、動物與環境的健康是緊密相連的命運共同體。傷害自然，最終必將反噬我們自身。這個觀點極具警示性，它拓寬了我們對「暴力」的定義，敦促我們必須為那些無法為自己發聲的受害者——我們的地球與後代——承擔起道德責任。
結語：看見之後，我們如何選擇？
從「公平競爭」的迷思，到恪盡職守下的「平庸之惡」；從刻在身體裡的「有毒壓力」，到延遲毀滅的「慢性暴力」，我們看見了結構性暴力是如何以隱形而系統的方式運作。這些面向看似孤立，實則交織成一張巨大的網，是同一種核心挑戰的不同面貌：一種遺忘了我們彼此相連的集體幻象。績效主義的傲慢，其解藥或許就在非洲的「Ubuntu」（烏班圖）哲學裡——「我之存在，因眾生之存在」（I am because we are）。
看見這些結構，承認它的存在，本身就是改變的第一步，是慈悲心生起的開端。這篇文章並不想提供任何簡單的答案，而是希望將一個更深刻的靈性叩問交到您的手中：在我們理所當然的日常中，是否存在著某種微小的慣性，正在不經意間加固著這些無形的藩籬？當我們看見這一切之後，我們又能如何以更溫柔、更具智慧的行動，開始鬆動它哪怕最微小的一環？
願我們都能成為和平的工匠，拆除世間的藩籬。願眾生離苦得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