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正第一次出現在系統時，不是以「被告」的身分。
他先是以一個狀態出現。
狀態欄被填上之前，畫面只顯示一行暫存資料：
「嫌疑人｜已控制｜待確認身分。」
這種標示通常只會存在很短的時間。只要身分一經比對完成，系統就會自動更新，把「嫌疑人」替換成名字，把「待確認」替換成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戶籍地。
范正的名字是在上午十一點二十二分被寫進去的。
沒有任何提示音。
也沒有跳出視窗。
名字只是靜靜地取代了原本那串暫存代碼，像是某個本來就該在那裡的詞，終於回到正確的位置。
范正｜男｜35歲
系統在名字下方自動展開附屬欄位。這些欄位不是為了描述一個人，而是為了判斷他是否能被處理。
身分確認。
指紋比對完成。
戶籍資料調出。
前案紀錄：無重大刑案。
這些資訊排列得很平，沒有任何地方需要停下來看。范正的履歷在制度眼中並不突出，甚至可以說是過於普通。沒有需要特別標註的風險，也沒有任何能預先說明「為什麼會是他」的線索。
羅霖是在第一份精神評估註記出現時，才真正意識到范正已經不只是「嫌疑人」。
註記被標上「初步」，表示它還不具法律效力，只是提供方向。這類註記通常來得很快，也消失得很快。它們存在的目的，不是為了成為證據，而是為了提醒制度：接下來的流程，可能不會那麼簡單。
「疑似精神狀態異常，建議進一步鑑定。」
這行字沒有任何形容詞。
沒有寫嚴重，也沒有寫危險。
它只是把一個可能性丟進流程裡。
從那一刻起，范正的資料頁面開始變得不一樣。
新的欄位被解鎖。
原本不需要的選項開始出現。
「是否進行責任能力評估？」
「是否轉介精神鑑定？」
「是否暫緩部分程序？」
制度不是在關心范正。
制度是在評估自己接下來要面對的複雜程度。
羅霖打開范正的個人頁面時，第一眼看到的不是照片，而是一串時間軸。
時間軸不是用來講故事的。
它只負責排列事件。
租屋處失火時間。
出現在車站的時間。
煙霧彈被投擲的時間。
警方接觸時間。
控制完成時間。
這些時間點被拉成一條線，沒有因果說明，也沒有行為描寫。制度假設因果會在之後被處理，而現在，它只需要確定順序。
范正的影像資料被列在附檔區。
羅霖沒有立刻點開。
影像不是必須的。
在這個階段，它只會增加干擾。
他往下滑，看見「醫療紀錄」欄位亮起。
這代表有資料被拉進來了。
精神科門診紀錄。
服藥紀錄。
中斷紀錄。
這些紀錄並不完整，但足以構成一個輪廓。不是清楚的病史，而是一種反覆出現、又反覆中斷的模式。像一條沒有被接續完成的線，斷斷續續地出現。
系統不會解讀這些模式。
系統只會標示：是否需要專業介入。
第一份正式鑑定申請是在下午送出的。
申請表很短，只要求勾選幾個選項。羅霖負責確認表格是否填寫正確。這份工作不需要他對內容有任何立場，只需要確保流程可以被啟動。
他確認了。
流程啟動後，范正的案件被自動標記為「高複雜度」。
這個標記意味著兩件事：
第一，處理時間會被拉長。
第二，結論將會變得不那麼直覺。
在制度裡，直覺是一種風險。
晚上，第一份「行為摘要」生成。
摘要沒有描述過程，只列出可觀察到的行為特徵。用詞非常節制，幾乎沒有形容。
「行為呈現高度一致性。」
「缺乏即時反應變化。」
「對外界刺激反應遲鈍或延後。」
這些句子看起來像是在描述機器，而不是人。但這正是制度需要的語言。它必須把一個人壓縮成可以被判斷的形式，否則後續所有程序都會卡住。
羅霖看著那些句子，沒有感到任何不適。
這種語言他太熟了。
它不是冷血，只是排除了多餘的部分。
真正讓他停下來的，是摘要最後的一行附註。
「被告於部分時段呈現高度配合，惟無法確認其理解程度。」
配合，卻無法確認理解。
這是一個危險的組合。
配合代表程序可以進行。
無法確認理解，代表責任開始變得模糊。
責任一旦模糊，死刑就會後退一步。
這不是道德判斷。
這是法律結構。
羅霖把視線從畫面移開，站起來走到窗邊。天色已經暗了，城市的燈光亮起來，看起來和平常沒有任何不同。人群照常移動，車流照常前進。
范正此刻被關在某個空間裡。
那個空間不需要被描寫。
制度已經把他固定住了。
固定在一組流程裡。
回到座位時，第二份鑑定排程已經出現在行事曆上。
日期被拉得很開。
時間被預留得很寬。
這代表一件事：這個案子，不會很快結束。
范正的名字在系統裡被反覆點開、關閉。每一次點開，他都更不像一個人，而更像一個節點。不是因為他失去了人性，而是因為制度不需要那個部分。
在制度裡，人只是一個承載責任的容器。
而現在，這個容器出現了裂縫。
羅霖關掉系統前，最後看了一眼范正的頁面。
狀態欄已經更新。
「被告｜鑑定中。」
沒有任何情緒標示。
沒有任何傾向。
只有一個事實正在慢慢成形——
這個案子，已經開始遠離「直覺正義」。
而制度，正準備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