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克拉科夫之前，我查過這座城市的幾個關鍵字。
瓦維爾城堡、市集廣場、卡齊米日，還有雅蓋隆大學。那所大學建於1364年，是波蘭最古老的大學，也是中歐最早的大學之一，哥白尼在這裡讀過書。但讓我記住它的不是這些，是另一件事：在波蘭消失在地圖上的一百二十三年裡，它從來沒有停止用波蘭語教書。
我看到這句話的時候停了一下，覺得那是一個值得去感覺一下的地方。
所以第二天早晨，我往那個方向走了。
雅蓋隆大學的主建築在老城的邊緣，哥德式的磚紅色外牆，厚實，不張揚，像一個已經在那裡站了很久、也還會繼續站的建築。它有一個對外開放的中庭，我走進去，沿著迴廊慢慢看，看牆上的黑白照片，看那些名字，有幾個我認識，大部分不認識，但那些臉有一種共同的東西，很難說清楚，大概是某種跟時代正面交鋒過的表情。
走廊上有學生來來去去，說的都是波蘭語，那個語言從他們身上出來很自然，像是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在說一個語言，就像你呼吸的時候不會想到自己在呼吸。我在一張長椅上坐下來，看著他們走過，想著那句話，在一百二十三年裡繼續說，繼續教，繼續讓那個語言是活的。
現在這些學生說波蘭語，是理所當然的，是空氣。
但它曾經不是。
旁邊忽然有人在我身邊坐下，一個年紀跟我差不多的女生，揹著一個快爆開的大書包，頭髮隨便紮著，坐下來就開始翻包包，翻出一支筆，一本皺皺的筆記本，然後抬起頭看了我一眼，微笑了一下，是那種「我們碰巧同時坐在這裡」的微笑，不是邀請，只是承認。
我也笑了一下。
她用英語問：「你是來參觀的嗎？」波蘭口音，說得很流暢，有點快。
「對，晃晃，」我說，「你是學生？」
「語言學，」她說，把書包往腳邊一踢，整個人往後靠，「三年了，還有一年，我已經有點想畢業了。」說這句話的方式有點抱怨，但是那種抱怨裡帶著笑的抱怨，不是真的想逃。
我問她研究什麼，她說瀕危語言，語言怎麼消失的，消失之前發生什麼事。說完她看了我一眼，「你是哪裡來的？」
「馬來西亞。」
她立刻有反應：「你們說幾種語言？」
我想了一下，「馬來語是國語，在家說福建話，搬到吉隆坡之後改說廣東話，學校學過普通話，英語也說，出門有時候混著說。」
「混著說」她重複了一遍，像是在品那個說法，「你在切換語言的時候，你的思維也跟著切換嗎？還是你有一個底層的語言，一個你真正思考的語言？」
我愣了一下。沒有人這樣問過我，連我自己也沒有這樣問過自己。
「我夢裡說廣東話，」我說，「但想比較複雜的事，好像是英語，或者混的。我不太確定哪個才算是我真正的語言。」
她點頭，那種點頭不是敷衍，是真的在聽，在把我的答案放進某個她正在思考的地方。「所以你在吉隆坡說的廣東話，是你後來學的，不是你最早學說話的語言？」
「對」我說，「我小時候說福建話，廣東話是後來的。」
「那你覺得哪個是你真正的語言？」
我想了一下，「我夢裡說福建話。但想比較複雜的事，好像是英語，或者混的。我不太確定。」
她點頭，是真的在聽的那種點頭。然後她說：「波蘭語裡有一個詞，tęsknota，很難翻成其他語言，大概是那種想念一個不確定是否存在的地方的感覺，不完全是nostalgia，也不是單純的longing，是兩者之間的某種東西，帶著一點不確定自己在想念什麼的困惑。」
她說這個詞的時候很隨意，像是隨手拿出一個她口袋裡常備的東西。
我把那個詞在腦子裡放了一下。想念一個不確定是否存在的地方的感覺。
她的手機震動了，她看了一眼，站起來，把書包抓起來往肩上一甩，說：「我要去上課了，很高興認識你。」然後走了，腳步很快，書包在她背上晃動，裡面的東西發出碰撞的聲音。
我看著她走遠，走廊上的光線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長，然後她轉角消失了。
我在那個長椅上又坐了一會兒，腦子裡轉著tęsknota這個詞。
然後我覺得有點餓，出去找東西吃。
大學附近的街道有很多小店，我在一家賣波蘭餃子的地方坐下來，點了一份加酸奶油的口味，吃的時候一邊看窗外的人走過，覺得還不錯，雖然和我在吉隆坡吃的東西完全不一樣，但好吃這件事是不需要翻譯的。
吃完繼續走，我聽見音樂。
是從街角傳來的，我拐過去，看見一個男人坐在摺疊椅上拉手風琴，旁邊放著一個小箱子，箱子裡有幾枚硬幣。他大概四十幾歲，穿著一件格子襯衫，拉琴的樣子很專心，但也很放鬆，像是他今天本來就打算坐在這裡，管它有沒有人聽。
旁邊已經有幾個人站著，一個老奶奶拄著購物推車站著聽，兩個年輕女生在手機前跳了幾步，互相笑了笑，一個小孩站在他媽媽腿邊，眼睛一直看著那個手風琴，看得很入神。
我也停下來。
那個曲子我不認識，但節奏是那種讓身體想要動的節奏，不是嚴肅的音樂廳那種音樂，是廣場上、街角邊、市集裡的那種音樂，是屬於走路的人、買菜的人、剛下班的人的音樂。那個老奶奶聽了一陣，往箱子裡放了一枚硬幣，朝那個男人點了點頭，推著推車繼續走。那個男人看見了，朝她的背影點頭致意，手沒有停，繼續拉。
我站在那裡，忽然覺得有點輕鬆。
不是因為什麼，只是那個音樂，那個街角，那個老奶奶推著推車走掉的背影，那個男人繼續拉琴的樣子，讓我覺得，這個城市除了它的歷史重量，也有這些，也有街角的音樂和老奶奶的一枚硬幣，也有那個小孩看著手風琴的眼睛，也有兩個女生在手機前跳了幾步然後互相笑的那一刻。
我在箱子裡放了一枚硬幣，那個男人看了我一眼，點頭，繼續拉，像是這件事情就應該這樣，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繼續往前走。
回旅館的路上，我想起那個語言學學生說的話，想起tęsknota，想起我說「我不太確定哪個才算是我真正的語言」的時候，她點頭的樣子，那個點頭讓我覺得那不是一個奇怪的答案，而是一個她聽得懂的答案，一個她的研究裡可能裝得下的答案。
這件事讓我覺得好過一點點，說不清楚為什麼。
也許只是因為那天是第一次，有一個人把我說語言的方式當成一個值得認真問的問題，而不是一個需要解釋的缺陷。
那天晚上我給我媽媽發了一條訊息，廣東話，說我在克拉科夫，天氣開始涼了，妳那邊還熱嗎。
她回：熱死了，你記得加衣服。
我看著那幾個字，把手機放下，去睡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