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日本，就是Johnson心目中最標準的發展型國家。戰後的通產省因為控制外匯，所以可以將外匯優先分配給國家重點發展的工業。通產省的起源，Johnson敏銳地指出，始自滿洲國。在滿洲國擔任經濟官僚的岸信介等人，將滿洲國的那一套帶回戰後日本。
不過，很多日本的經濟學者跟經濟官僚反對Johnson的說法，他們認為通產省在戰後日本的影響力，並不如Johnson所形容的那麼巨大。但Johnson有一件事情說對了，就是岸信介的影響。
從通產省到大藏省
日本知名經濟學家野口悠紀雄，戰後從東大應用物理系畢業，進到大藏省擔任經濟官僚，後來又留學美國，取得美國耶魯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其身兼官僚/經濟學者的雙重身份，讓他能夠站在一個比較全面的角度，去評價官僚集團對日本戰後經濟發展的影響，並將其想法紀錄在《日本戰後經濟史》當中。
就野口教授的觀點，通產省在1960年代失去分配外匯的權力後，就已經不是舞台上的主角，控制金融的大藏省成為經濟權力的核心。但是，那一匹以岸信介為首，從滿洲國返國的「改革派官僚」的影響，並不侷限在通產省，而是整體性地改變了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的金融運作的模式，並影響了戰後的發展。
滿洲國的總務廳到戰後日本的主銀行體制
滿洲國統治的範圍包括今天中國東北跟內蒙一帶，儘管名義上的統治者是滿清最後一任皇帝 — — 溥儀岸，但行政的實權若在由日本人把持的總務廳上面。而總務廳裡的重要官僚，便是岸信介。在他任內，岸信介結合了包含日產集團在內的新興日本財閥，控制了滿洲國的財政與金融，將資金優先分配給從事重工業的特殊會社，讓滿洲國在短短幾年內催生出了重工業。岸信介將這經驗在1939年帶回了日本。
回到日本之後，岸信介大刀闊斧的改革，改變了日本的金融運作的模式。在岸信介之前的日本廠商，比較接近荷蘭、比利時跟英國的模式，主要透過發行股票市場來籌得資金。另一方面，在戰前的日本，經營銀行的環境算是相當自由，各個縣市有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銀行，財閥也有成立自己的銀行，但不限於借錢給自己的集團。整體來說，銀行是相當去中心化的。不過，銀行此時尚未主宰日本的金流。日本的輕工業，包括了幾間最大的紡織廠，反而依賴「上市融資」這種直接金融的形式。
岸信介這些改革派官僚回國後，確定了「銀行中心主義」，為了排除股東對企業的控制，計劃要改由銀行成為企業資金的主要來源，1942年在岸信介推動下，制定了《日本銀行法》，要求「日本銀行必須以達成國家目標為使命來經營」。除此之外，向中國發動戰爭以來，日本通過《臨時資金調整法》、《銀行資金運用令》、《金融統治團體令》，對金融機構貸款施以限制，提高了對軍事有關的重工業的融資，《國家總動員法》更限制了股紅分紅數額的上限，促使企業不得不轉向被政府管制的銀行來借貸。在戰爭期間，大股東失去了對公司的控制權，反而是政府能指導的銀行家們控制了民間企業。
在岸信介等人的制度改造下，便形成了這種銀行高度介入企業經營，每一間私人企業都至少有一間明確的主要來往銀行的「主銀行體制」，成為了戰後日本企業經營的特色。
在銀行為主的金融體制，政府便可以透過金融管制等行政手段來影響銀行，再進而影響到成千上萬的企業。在戰後作為金融管制大本營的，便是日本的大藏省，也就是野口悠紀雄所任職的機構，他自己也親自參予過行政指導。
野口悠紀雄所說的「銀行中心主義」跟「主銀行體制」究竟怎麼運作，後來的學者多有爭議，但大藏省-銀行-企業在戰後的關係是可以肯定的。戰後日本的高成長時代，企業的主要借款來源來自銀行，銀行除了出於利潤考量之外，其貸款的產業選擇，也會受到大藏省的行政指導。知名日劇《半澤植樹》的原作小說，花了許多篇幅探討了日本銀行員的決擇、銀行對於中小企業的重要性等等，便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文學作品。
大藏省-銀行-企業體制的幽暗面
東京大學任教的三輪芳朗教授，則是質疑這套銀行體制的學者。三輪教授認為主銀行體制，跟大藏省的行政指導，是由主流經濟學家跟日本官僚合力建構的「神話」。不過，也有不少研究證實了這套體制的影響力，而且這影響未必完全是好的。當國家可以介入金融分配的時候，官僚若判斷錯誤，也可能釀成災禍。以下的例子，是近年來最能證實「大藏省」跟「銀行」對日本經濟影響力的一個實證研究。
東京大學經濟系的星岳雄（Takeo Hoshi）教授與合作者研究了日本一度盛行的「殭屍貸款」的現像，並指出這套「大藏省-銀行-企業」的模式，正是日本殭屍企業盛行的元兇，研究成果”Zombie Lending and Depressed Restructuring in Japan”於2008年發表在經濟學最頂尖的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
日本在1980年代進入泡沫經濟，1990年代泡沫破滅後，大藏省拒絕面對金融已經出現問題的真相，不願積極重整金融部門。
當時有許多日本企業收不回帳款，幾近破產。在日本，這些企業必然有長期往來的主銀行，借貸給這些企業的銀行，便累積了龐大的壞帳。大藏省不願意解決這問題，反過來要求銀行「拯救」本應倒閉的這些企業，開了綠燈讓銀行逆勢增加貸款額度。銀行如果選擇逆著行政指導，跑去沖銷壞帳的話，會下降自身的資本適足率，使得銀行的資本適足率低於當時國際規範的要求。
於是乎，銀行捲起袖子大規模的借貸給那些本應倒閉的企業。最終日本出現了數量龐大的「賴銀行借款而活，沒有在賺錢，卻死也死不掉」的殭屍企業，反而排擠了新興的產業對於銀行借款的需求。直到進入了2000年，政府開始願意清理殭屍企業，日本的許多產業才逐漸重拾元氣。但日本卻也經過了「失落的十年」。
日體中用，戰後臺灣是走什麼道路？
回到臺灣，我們可以此觀之：戰後臺灣，是由兩套不同的體制融合。在日治時期，按照後藤新平的計劃，臺灣發展出了以地方菁英創設的去中心化的商業銀行體系。而1949年以前，國民政府在中國的金融業，卻是由宋子文協助蔣介石建立的中心化的金融管制體制。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時，也將這一套宋子文的「強中央、弱地方」的金融體制，強迫套在了後藤新平所醞釀的金融土壤上。這般的制度融合，對戰後臺灣的工業化有什麼影響？未來再繼續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