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的「主旋律」

至今為止的中國歷史就是專制權力不斷集中與強化的歷史，這便是中國歷史的「主旋律」。

　　與西方世界歷史的發展方向絕然相反，中國的歷史進程表現為個人的自然權利與行為受到政治權力越來越多的侵蝕、擠壓和限制；而西方世界的歷史發展則表現為個人權利或自由的不斷增長和覆蓋人群越來越廣。　　

　　一如黑格爾在他的《歷史哲學》中寫道，「東方從古到今知道只有『一個』是自由的；希臘和羅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爾曼世界知道『全體』是自由的。所以我們從歷史上看到的第一種形式是專制政體，第二種是民主政體和貴族政體，第三種是君主政體。」如果按黑格爾將自由作為衡量社會進步的關鍵標誌，那麼自然而然，西方世界的「歷史表現為一種不斷進步的過程」，而中國歷史則表現為「一種不斷退步的過程」，至少在「個人自由」這個尺度上是如此。　　

　　那麼是什麼因素決定了中西方歷史背道而馳的走向呢？我認為無外乎兩大因素：一是政治文化價值，這是初始的、根本性和比較穩定的因素；二是生產技術手段及由此產生的組織管理手段，這是次級的和持續變化的因素。　　

　　西方世界的核心價值是自由和平等。遠在古希臘和羅馬，自由與平等的價值便開始萌發。當然那有很大的局限性，自由和平等的觀念只施行于羅馬的貴族與平民之中，而異族奴隸則被排斥在外。而隨著歷史的發展，自由平等的權利不斷賦予給了更多的族群或體。耶穌基督將自由賦予給了所有民族，林肯解放了黑奴，美國的民權運動和女權運動使得黑人和女性得了更多平等的權利，等等。　　

　　為什麼西方世界的自由平等觀念和覆蓋範圍能越來越擴大呢？這是因為早期西方世界畢竟有這麼一部分人持有自由平等的價值觀，體驗過自由平等的好處，踐行過自由民主的社會制度。所以，自由民主會有深遠的影響和示範效應。　　

　　而中國的政治文化價值則是「君權」至上，唯王獨尊，最經典的表述就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這便是中國文化的元價值和核心價值，沿襲至今。其它的價值，都源自於此或者要服從於它。雖然中國根本的政治制度幾經變遷，然而居於政治制度中的這一核心價值卻沒有絲毫的改變。這其實乃是群居的哺乳動物世界通行的不二法則，猴王就擁有其領地上的一切資源，享有優先的進食權與交配權。在中國，並沒有如早期西方世界萌發出自由平等的價值觀，當然就不可能在任何範圍內建立起自由民主的制度。在中國任何的範圍內，不論某個民族範圍內，或者某個地域範圍內，都沒有出現過自由民主的思想和制度。　　

　　根本上，中國社會不曾有過一個人是自由的。這裡有必要說明一下，自由同時意味著要承擔責任，但這種責任是建立在平等權利基礎上的契約責任，而並非被建立在暴力基礎上的強權所強加的責任。中國人身處專制社會之中，當然是不自由的，公共領域中的每個人之間都是基於強權的權力關係，當然也是不平等的。嚴格說來，連專制權力頂端的皇帝也是不自由的。因此，黑格爾說「東方從古到今知道只有『一個』是自由的」也是不對的。即便中國人如道家所主張的那樣脫離一切社會關係，從而擺脫專制權力的桎梏，獲得行為上的完全自主與不受限制，這也不能稱之為「自由」。因為 「自由」一定是奠定在自由平等價值觀念之上並在社會組織化生活中所獲得的。道家脫離社會關係與降低社會組織化程度而使得個人獲得的自主行為只不過是避免了專制權力對個人在原始自然狀態下所擁有的「自然權利」的剝奪，這些「自然權利」包括佔有自然資源與財產、遷徙、生育等等。　　

　　所以，中國社會既沒有在任何範圍內出現過自由民主制度，也不曾有一個人獲得過真正的自由。當然，歷史的演進就只可能是不斷重複或者使得專制力量得不斷加強。　　

　　而又是什麼導致了中西方政治文化價值的不同呢？是什麼導致了中國的政治文化價值尚停留在動物階段，而西方世界的政治文化價值則擺脫了動物世界的法則呢？是地理環境因素嗎？還是種族因素呢？或者皆而有之呢？甚至是偶發的呢？這是另一個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　　

　　正是基本的政治文化價值不同，根本上決定了中西方歷史發展走向的不同。而生產技術手段的發展，以及相關的組織模式與手段的發展，則不斷強化它們各自的走向。

　　在自由平等的價值觀念下，生產技術和組織管理手段的不斷發展會更有利於增進個人的能力，增進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從而，隨著社會組織化程度的提高，隨著人們之間的聯繫越來越多，個人自由和權利反而越來越多，越來越得到明確。　　

　　在擁有自由民主價值的前提下，西方世界自由與技術相互促進關係可以借用馬克思的社會發展理論來加以解釋。在擁有自由民主價值的前提下，馬克思主義對西方世界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的歷史進程的解釋是大致正確的。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生產關係的轉變，從而導致了社會的進步。但這個進步並不主要體現在馬克思主義所理解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比封建社會更高，而是主要體現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關係比領主與農民的關係更平等上，同時整個社會個人的權利和自由也越來越多，而另一方面王權則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專制權力越來越小以至於無。而同時，「生產關係對生產力具有反作用」，更先進的生產關係提供了更多的個人自由，使得個人更具有創造力，從而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而生產力的發展，亦即生產技術和組織管理手段的發展，社會組織化程度的提高，包括人員交住和資訊交換的擴大與密切，會使得自由民主能讓人生活得更幸福與更富裕的示範效應不斷擴大。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錯誤在於他忽視了社會價值這個最基本的前提，錯誤地認為私有制是罪惡，是產生剝削的根源，錯誤地認為資本主義是私有制發展的最高階段。其實恰恰相反，私有制度是自由的物質保障。　　

　　而在中國「君權至上」的核心價值下，隨著生產技術和組織管理手段的不斷發展，社會組織化程度的提高，專制力量卻會越來越強大，相應地個人所能保留的「自然權利」會越來越少。生產技術手段的提高更有利於增進專制的力量，不能誘發出自由的價值觀。中國專制社會本身是沒有技術創新能力的，因為在專制社會中，個人不能培養出創新力，也沒有創新的動力。專制社會的技術進展只能通過偶然地因素獲得，如煉丹弄出火藥；而不能通過創新的機制而大量獲得。在傳統中國社會，技術的推廣應用也受到抑制。時至今日，中國仍然缺乏技術創新能力，只具備技術應用能力。所以，中國專制社會就其形態也非常穩定。至今為止，存現過三種主要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組織形態，這就是秦之前的「分封制」，秦之後的「郡縣制」與當今的「党國制」。它們都是「君權至上」的價值觀在技術組織條件下的不同表現。就其發展趨勢來看，隨著技術組織手段的提高，表現為「君權」越來越強化，最高政治權力所能直接控制的範圍越來越大，所能控制的層次越來越深入。　　

　　這樣，比較一下中國與西方世界，就會發現，早期的中國人與西方人，所能擁有的「自然權利」是差不多的，都可以自主的遷徙、持有武器、生育與佔有自然資源和財產。只不過兩者的由來有較大差異，早期西方人所擁有的「自然權利」，主要是來自于自由平等的價值觀，而非專制力量的控制力不足；而早期中國社會個人所擁有的這些自主行為，則是由於專制力量的控制力不足。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技術組織手段的增進，中國社會和西方世界中個人所擁有的自主性相差越來越大。西方世界個人的自由和權利越來越多，而中國社會中個人所能保留的「自然權利」越來越少，個人行為越來越受到專制權力的束縛與限制。　　

　　在分封制下，按照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共識，所有的國土在名義上都歸周天子所有。但由於周天子的直接控制力不夠：交通通訊不發達，人口稀少，人員和資訊交流匱乏，社會組織化程度低，他只能直接控制他自己的領地，而將其它的國土分封給諸侯管理，自己收取諸侯的上貢與勤王來作為交換。而諸侯呢也如是，分封給大夫。這樣就形成天下、國和家的三個政治權力層級。像個俄羅斯套娃，一個包含一個。周天子的權力是來自於暴力取得的政權，而諸侯與大夫的權力都是從周天子那裡派生出來的。但因為是全權委託，有相當大的獨立運作空間。國土雖然名義上都歸周天子所有，但他卻只能直接控制很少的一部分。　　

　　隨著生產的發展與人口的增長，諸侯之間發生了激烈地爭奪。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共識下，他們之間不可能形成穩定的相互承認、相互獨立與妥協的政治秩序，必然持續地相互爭奪直至天下一統。這一過程發軔于諸侯國層面。諸侯國首先在國內削弱或消除了大夫這一政治權力層面，從而增強了諸侯直接控制整個諸侯國的能力。在這一點上，秦國在「商鞅變法」下做得最徹底。這使得秦國君王能控制與調動國內資源的能力最強。所以，最終秦始皇統一了中國，並通過修建直道、車同軌，書同文等技術組織手段，將增強君王直接控制力的「郡縣制」推廣到天下範圍。　　

　　郡縣制與分封制相比，最高政治權力者皇帝的權力就要比周天子的權力大得多。他能將自己的權力末端延伸到縣，相當於分封制下大夫的采邑。他可以將自己的政令通過郡縣的政權體系傳達到縣，其直接控制範圍與層次大大高於周天子。而在縣以下的鄉村社會，則由宗法家族來管轄。在漢武帝獨尊儒術和鞏固了郡縣制後，儒家思想便成了維繫郡縣制的價值體系，儒家強調忠與孝，分別對應君權與父權。專制權力借用儒家思想來馴化民眾，以讓民眾自覺自願地服從既有的專制權力。儒家思想雖然也主張君王要為政以德，但卻缺乏常規性的有效制衡手段，。它只有一個最終的手段，但也是毀滅性的手段，這就是革命，就是改朝換代。　　

　　本來，如果沒有西方列強的出現和對中國的衝擊，沒有中國社會對西方技術與組織手段的引進，而同時由於中國社會內部也不可能有技術上的飛躍，中國社會就會如一個封閉系統一直在郡縣制的政治框架下無限地閉環。因為郡縣制的君權與父權結構較好地解決了天下一統的專制權力與物質生產高度分散的矛盾。雖然它不能使得中國社會獲得實質性變化，更不可能使得中國社會獲得發展，但卻能使得中國社會持續下去，並能獲得階段性的穩定秩序，讓絕大部分中國人得以安身立命，在忠孝中尋得自身的價值。這確實要比周圍的「夷狄」更文明更先進。與周圍的「夷狄」相比，提倡「忠孝」的中國確實減少了相互殘殺的頻度。雖然郡縣制的中國與周圍夷狄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都遵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動物世界法則，但周圍「夷狄」建立權力與秩序的規則是更原始的「能者居之」，民眾沒有受過「馴化」，誰的武藝高強，誰就是王者。所以為爭奪權力，爭奪資源的相互殘殺更多些，弑君弑父也更多些。也正因為如此，所以龐大的中國曾兩度被周圍弱小的夷狄所征服。但征服者又都必然喜歡上儒家的「馴化理論」，願意心悅誠服的接受這一文化成果。　　

　　但自洋務運動始，西方大量的技術引進，生產社會化的出現，市場的擴大，使得人們在宗法家族之外的交往越來越多，越來越密切，這使得居於社會底層的宗法家族的凝聚力越來越低。那麼，依靠什麼將中國人凝聚起來呢？填補宗法家族權力的衰退呢？自由平等的思想能擠入進來嗎？應該說有過這種企圖和嘗試，但力量太微弱，完全失敗了。為了抵禦外侮，「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啟了反對「父權」與強化「君權」序幕，「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啟了中國近現代弱化個人與家庭的聯繫，而強化個人與「君權」的聯繫這一進程，最終用專制權力代替了宗法家族權力。因為近代中國社會在意識的深層裡仍然秉持中「君權至上」的核心價值。雖然辛亥革命終結了「家天下」，但專制權力仍然以變異了的形式存續在中國社會中，並憑藉從西方引進的技術與組織手段得到了強化，經過一系列的旨在強化「君權」的思想政治運動和爭奪專制權力的戰爭，最終演化成為一個「政教合一」，「君權」獨步天下，將權力末端延伸到鄉村的政治制度。這一政治制度，一般被稱為「党國制」。　　

　　與郡縣制相比，「党國制」有兩個顯然的不同。一是郡縣制中，宗法權力雖然仍然位於君權之下，包含於君權之中，必須服從於君權，但仍有相對獨立的運作空間。臣民可以擁有對土地實際上的佔有權和控制權。雖然名義上土地仍歸君權所有，君權也擁有最終的所有權，可以隨心所欲地抄查民產，但臣民在大多數時間內仍能相對穩定地擁有與佔有地產；而在「党國制」下，就不可能了。農民連土地經營權都沒有或者受到干涉。党國制下，只有一種政治權力，就是君權。通過「農村合作化運動」和「人民公社」，民眾也沒有了對土地的實際佔有權和控制權，「君權」直接控制了所有的地產和資源。第二個顯著區別是，在郡縣制下，儒家思想價值是相對獨立穩定的，是與「君權」相分離的。皇帝雖然擁有最高的政治權力，但卻掌握不了思想話語權。思想話語權掌握在讀書人手中。這並非皇帝不想掌握思想話語權，而是他不能。因為他必須依賴宗法家族權力來支撐君權，他缺乏直接控制基層社會的技術組織手段，所以只好保留讀書人的思想話語權，為之所用。秉持儒家思想的讀書人雖然維護君權，但這個權力的界定卻是由讀書人階層或者說士大夫階層來界定與解釋的，而且對民眾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和權威性。但在「政教合一」的「党國制」下，作為傳統社會讀書人轉型的知識份子，在「延安整風」運動後徹底喪失了思想話語權，喪失了對民眾的影響力與權威性。思想話語權被君權通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而剝奪掌握了，從而實現了專制權力與思想權威的同一化。可以說，「党國制」是中國專制社會的最高階段，在「文革」中達到巔峰，真正完全實現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所以，至今為止的中國歷史就是專制權力不斷集中與強化的歷史，這便是中國歷史的「主旋律」。　　

　　確實，中國歷史上不曾有過一個人實現過自由；在接觸到西方文化之前，也沒有一人對自由的真諦有所窺見。但這不等於說，中國人就沒有對自由的需求、沒有對自由的熱愛，沒有對自由的渴望和沒有對自由的追求。只是由於認識上的局限，中國人對自由的渴望與追求沒有得到發掘，沒有得到引導，更沒有得到過廣泛深入的宣揚。雖然道家的主張不能稱之為對自由的追求，但毫無疑問是對專制的反感、反對與逃避。這就潛藏著對自由的追求，只不過它以摒棄社會關係和降低社會組織化程度的方式錯了。　　

　　我們現在和將來所要做的，就是要在現代高度組織化的社會中實現自由平等與民主。這首先就需要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接受自由平等的價值觀念，讓自由民主成為中國社會的核心價值，成為共識，並貫穿於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去。這樣自由民主制度才有可能達成，才有堅實的基礎。我相信中國人同樣可以用自由凝聚起來，而代替專制權力將我們吸附與捆綁在一起。　　

　　完稿於2009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