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於2018.06.20刊登
作者/ 丘琦欣 Brian Hioe
謀殺分屍案又添一樁
近日於120草原自治區，一名三十歲的高姓女子，被一名37歲的陳姓射箭老師殺害分屍。從大眾反應中，可明顯看出台灣的保守社會道德，企圖將責難推給一小撮年輕人，同時避免解決台灣社會傳統沙文主義（toxic masculinity）根深蒂固的問題。許多社會反應來自網路，尤其是PTT，包括鄉民進行人肉搜索。120草原自治區是一個在善導寺附近草原上的暫時性藝術空間，一群年輕人透過市政府申請這個空間，並形成類似藝術公社的小型聚落。高姓女子兩個禮拜前在他們的活動上失蹤。陳男是最後一個見到她的人。週一，嫌疑重大的陳男向警方坦承犯案，警方遂尋獲高女的遺體。
陳男供稱，在120草原自治區上向高女求歡遭拒後，憤而將她勒斃。在草原教授射箭的陳男將遺體藏匿了三天，才丟棄至陽明山中。此外，陳男將遺體分成七塊之舉，使此案成為近兩個月在台灣發生的一系列分屍案中的最新一例。
社會的反應，經由媒體放大，幾乎完全聚焦在120草原自治區上，認為他們應為這起事件負完全責任，並要求拆除和關閉該空間。其他看法則認為，120草原自治區正企圖推卸對此事件的責任。120草原自治區最初計劃在本月底的空間使用期限期滿關閉，不過現在空間已遭提前關閉，這也意味草原上的一切既定活動將被取消。
傳統沙文主義是本起事件與其他殺人事件的主因
然而，社會網路輿論的種種反應，卻無法抓住陳的死因關鍵，或最近台灣發生的其他起謀殺或分屍案：全部都是男性殺害女性的事件。顯然，過去兩個月席捲台灣的分屍案，追根究底源自傳統沙文主義，也就是社會吸收男性對女性的暴力，甚至辯稱是合理反應。
求愛遭拒，無論是何種形式的拒絕，通常都會成為男性對女性施暴的理由。這可以在五月下旬，27歲的台大畢業生黃亦敏，被28歲的拳擊手男友朱峻穎的謀殺分屍一案中看到。當時朱男對黃女和其他男人說話感到不滿，指責她欺騙了他。後來黃的屍體被發現被朱男切成八塊，埋在花圃裡。朱男的網路貼文中，聲稱在Tinder上認識的黃女騙他是處女，且在約會期間與其他男人，包括外國人有接觸。這也可以在5月25日，27歲的《17》 Media直播主邱喬琪被26歲前男友廖晏霆刺殺的事件中看到。廖男聲稱邱女在酒店工作，並與其他男人來往，似乎這樣就合理化自己的殺人舉動。
雖然媒體和社會反應在討論這類謀殺案時，常常聚焦在年輕人道德淪喪這點上，但這種態度遠不僅限於年輕人。5月26日，一位68歲的婦女在要求離婚後，遭到67歲的丈夫陳登科殺害分屍。
不幸的是，台灣社會普遍存在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台灣的家庭暴力比率驚人地高，每五分鐘就會出現一例。 2016年就發生了117,550起家庭暴力事件 - 對於一個人口2300萬的國家來說，這個數字驚人地高。可以想像，在台灣有更多沒被申報的案件，因為即使是已申報的性暴力案件，實際的有效處理也甚少。施行家暴的男性跨越不同年齡與階級，而沉默文化導致女性不敢說出口。2012年，美國年度《人權報告》（Human Rights Report）將家庭暴力列為台灣社會面臨的最大挑戰。內政部當年也表示，台灣社會實際發生的性暴力事件總數是已申報總數的十倍。台灣的父權仍高高在上，允許並合理化男性對女性的暴力。
筆者認為，這個問題由台灣媒體進一步推波助瀾。台灣媒體性質煽情，不僅在謀殺、暴力犯罪、在對年輕女性受害者的性侵害報導也是如此，在女性犯罪的情況下，如「媽媽嘴」謀殺案件中也以聳動方式報導。當台灣媒體炒作謀殺或分屍等案件時，通常不是為了檢討台灣社會對女性暴力的深層次問題，而僅在利用社會對於女性暴力的關注。
此外，台灣媒體對女性的態度，也可能被視為是導致這一問題的原因。例如，媒體常常僅以「外貌協會」的標準來評斷女性，即便在嚴肅的新聞媒體中也不例外，導致台灣社會對女性的高度物化。純粹根據性吸引力來判斷女性，則助長了「求愛遭拒時對女性施暴是合理的」的觀念。事實上，當許多八卦媒體為了獲得女性名人私生活的獨家新聞，認為跟蹤人家是合理的，其實也間接為很多社交行為提供了模仿範例，合理化了跟蹤行為和對女性隱私的暴力侵入。媒體和社會相互加強了台灣社會的傳統沙文主義、男性特權和父權結構，構成一個反饋循環（feedback loop）。
反之，將年輕人與藝術人士當作替罪羔羊
不但不檢討台灣社會中，男性對女性的暴力，媒體和公眾反而以120草原自治區的居民為目標，這或許並不令人感到意外。不幸的是，考慮到台灣社會道德的保守風氣，通常那些外表不同或行為不同的人，會被視為反社會人士，就像藝術家或那些選擇另類生活的年輕人一樣。這個社會鮮少攬鏡自省，檢討自己根深蒂固的仇女觀點，因此，這些人就成了保守社會道德觀的最佳替罪羔羊。
這並不意味著台北的反文化和藝術界不存在仇女的行為，例如近日詩人陳克華將近期謀殺事件的原因歸咎於「現在的女生好像很嚮往當妓女」。 藝術家王墨林很巧地在120草原自治區的一齣講座中，也替陳的言論辯白；認為大眾對陳的批判，來自太陽花世代失控的政治正確性。諷刺的是，當晚也正是高女失蹤的那一晚。 在詆毀女性的同時，亦看輕社會對女性的暴力，才是導致這類事件發生的原因。因此，對陳的批判遠超於一種政治正確的形式。
先前也曾有人指出，在台北這樣高度資本主義的城市中，像草原那樣可供年輕人玩樂，又強調是非商業化的自由空間非常稀少；或許也是因為這種情況，引發社會對這種空間的保守反彈。畢竟，如果謀殺事件不是發生在草原，而是距離僅幾百米遠，那個佯稱集結了自由與創意，實則卻是高度商業化，消費主義濃厚的華山藝文特區，社會大眾絕不會叫囂說要把那邊關閉。鄉民對草原的強硬反彈來自該空間的特殊性質，當諸多類似事件發生在眾人視為「正常社會」的地方，反彈聲浪絕不會像草原那麼激烈。
可以預見台灣社會的反應，最終會對類似的藝文計畫相當不利。藝術界可能會越來越難從政府申請資源或空間，因為政治家們最怕的就是醜聞。
藝文界許多人也對草原針對此案的回應感到不滿，認為草原的回應在規避責任，且沒有考量這件事將如何影響整個藝文界；或認為草原在性侵害事件上未做好安全措施，甚至認為草原本身的性別不對等可能是引發此事的原因之一。有些人也試圖將討論帶往派對文化中的強暴事件。若這起悲劇會促使藝文界更深入思考如何亡羊補牢，這是有益的討論。
然而，這樣的討論通常仍然侷限在藝術圈內，層次較為細緻，且有時因為罪惡感，會產生一種自我苛責的特質，但大眾社會的反應大多只把責任歸咎於年輕人，並呼籲草原和所有類似的空間被剔除。與此同時，藝術圈也出現一些古怪的建議，例如呼籲公共場所的鎖全部移除，或建議受害者家屬向草原的相關人士提告。還有人指責草原居民因為未充份搜尋該地區，導致遺體遲遲未尋獲。警察這類專門在尋找失蹤人口的人都沒找到了，為何會反咬草民這些不是職業偵探的人？另外，只因為他們沒想到自己營地上的居民居然會是殺人兇手，而將其視為有罪也是很詭異的事：與其說是有罪，不如說是太天真。
藝文圈若是出於內疚地進行沒有建設性的苛責，恐怕將適得其反，把沒有殺人的人形容得好像殺人犯一般，造成在世的人心中難以抹滅的傷痕。這般的（自我）苛責，實則將個人的罪惡感，移轉至更小一撮相關人士，其實與大社會企圖規避仇女責任的狀態無異。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罪惡感源自於藝術圈對草民與相關藝術人士的認同（identification）；因為認同，以至於事件爆發當下會感到內疚，彷彿這件事會發生是自己的錯。
在悲劇發生的當下，自我苛責通常來自圈內，並時常與來自圈外的憎恨形成一個惡性循環；網路上的評論者若開始對著藝術圈覆誦藝術圈的自我批判，雙方的斥責就會相互加強。這種狀態在大眾對社會悲劇的反應其實相當常見。
總的來說，儘管社會該將怒火指向傳統沙文主義、男性特權，和台灣社會當中男性對女性暴力的正常化，但更可能會發生的，卻是一小撮年輕人受到指責，或者他們會以只會導致情緒創傷的方式責怪自己。此情形的確令人失望，但不令人意外。台灣社會的保守社會態度勢將不變，而使此類事件在台灣社會層出不窮的深層因素將不會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