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暗角落的泣聲》－淺談二二八事件的政治暴力、性別與階級制度如何交織

西元1947年2月27日，進入國民黨政府統治不到兩年的台灣，發生了二二八事件，隔天台灣各地起而響應。時年47歲的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於3月12日毫無緣由地被五名國民黨人員帶走。家人哀傷著急、四處奔走，卻始終尋不回阮朝日（阮美姝，1992，頁i）。同樣的悲劇發生在台灣各地，1947年3月11日早晨，世居金山的農夫郭浩澤，一如往常地出門巡田水，卻在半路遭到數名國民黨士兵開槍射殺，當場身亡（阮美姝，1992，頁124）。1947年3月11日晚上，士兵衝破施江南醫師開設的醫院大門，將施江南強押帶走，他就此失蹤（阮美姝，1992，頁13）。

這場規模龐大、影響深遠的政治性屠殺事件中，難以估計的台灣地方菁英和一般老百姓被中國國民黨逮捕、失蹤或死亡。這些直接受難者的受難家屬們，雖然得以存活，卻也面臨失去親人、經濟頓失依靠、持續遭國民黨監控打壓等嚴苛困境。

從《幽暗角落的泣聲》一書所記錄的受難者口述資料中，筆者發現同樣身為二二八事件受難者，人們承受的壓迫和傷害經驗，會隨著受難者本身所處的性別、階級位置，而有所不同。而「交織理論」是用來處理人們複雜社會經驗的好工具之一，因此筆者將使用《幽暗角落的泣聲》口述資料為案例[1]，以「交織理論」來討論威權政治體制、性別、階級的社會因素，如何交織影響二二八受難者的受難模式，以及劫後餘生的生活經歷和社會位置。

人類世界中，每一個人的處境和經驗，每一個社會的現象和結構，都會受到性別、階級、種族、族群、世代、障礙等社會制度的交互影響，形塑出複雜多元的社會發展和生命經驗。因此，「交織理論」是一種使人們了解複雜世界和自己的好工具。

P. H. Collins & S. Bilge(2016)指出，交織理論提醒了我們三個要點，首先是「是個人生命經驗和認同，將受到性別、階級、種族、族群、世代等社會制度影響」。第二，「性別、階級、種族、族群、世代等社會制度，將不斷複製、延續原本就有的社會不平等現象」。第三，「性別、階級、種族等社會制度與社會制度之間，並不是分開運作或排除對方，而是彼此作用、強化」(P. H. Collins & S. Bilge, 2016)。

本文使用交織理論作為分析工具，仔細梳理二二八事件和受難者經驗當中，隱含的政治暴力、性別、階級等社會因素，以及這些社會因素怎樣互相作用、強化彼此，並複製、延續已經存在於台灣社會的不平等現象，以求更細緻地理解台灣社會和台灣人們的生命故事。

以下將台灣人在二二八事件中受到的多重壓迫分為「威權政治體制與性別」、「威權政治體制與性別、階級」來討論。

「威權政治體制與性別」部分，討論二二八事件中男性和女性的受難經驗如何、為何不同。二二八事件中，被國民黨軍隊逮捕、槍殺、失蹤的受難者，幾乎都是男性（沈秀華，1997；李筱峰，1998）。《幽暗角落的泣聲》收錄的高李麗珍和林黎彩等人的口述，反映出國民黨軍隊除了大街小巷不分對象的機槍掃射，也闖入民宅搶奪財物、針對男性槍殺。當年就讀初中，失去親生大哥許宗哲和兩位表哥、活得「驚恐萬分」的高李麗珍口述：「…不敢出去尋找失蹤的哥哥，因為男丁走出家門是十分危險的…甚至不敢燒水…一但有煙霧飄出，軍人就會衝進屋內，把男丁抓走。」（阮美姝，1992，頁256）林黎彩的父親林介，於二二八事件中代表市民與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談判，最後遭到槍殺。林黎彩口述：「有人看見我爸爸被槍殺在要塞司令部，請司公[2]和家人前往尋找。家人之中只剩婦女可以出面了…停棺在家期間，之前那位軍官又來向四叔要錢…四叔拜託他（軍官）再寬限三天…把錢籌好了請嬸嬸們送過去。」（阮美姝，1992，頁252-253）

可見當時台灣男性不分社會階層，人人自危，甚至尋找遇難者屍體、賄賂軍官等需要踏出家門的活動，即使家中尚有男性，也可能改由女性來做。此外，國民黨軍隊針對台灣籍的男性菁英分子進行逮捕、囚禁、凌虐和槍殺，《幽暗角落的泣聲》作者阮美姝的報社總經理父親阮朝日、施江南醫師、林桂端律師、陳能通校長、陳屋參議員、王育霖檢察官等，皆被國民黨指名槍殺。

為什麼二二八事件中喪失生命和行蹤的受難者，幾乎都是男性？首先，戰爭與政治暴力本身即是性別化的，計畫和執行戰爭政治暴力的人，都是男性（沈秀華，1997）。再者，當時台灣社會中，擁有政治資源、發聲管道的菁英階級，也幾乎都是男性。所以國民黨政權用軍隊鎮壓來鞏固統治權力時，屠殺對象自然是男性（沈秀華，1997）。台灣男性成為國民黨首要屠殺對象的現象，為政治威權體制與性別體制的交織結果。

二二八事件女性受難者的經驗，和男性十分不同。首先，他們最直接的受害經驗不是失去自己的性命，是失去丈夫、父親、兒子等男性親屬。再者，因為當時台灣社會的性別體制是男主外、女主內，一般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多是男性，男性受難後，女性和小孩頓失經濟來源。失去經濟收入後，家屬又需要花錢打聽、營救親人，或是被脅迫交出財產。這些都導致受難女性和孩子的貧窮化，是威權政治體制與性別體制交織作用之下，對受難女性和家屬產生的經濟壓迫。

例如《幽暗角落的泣聲》收錄的黃碧珠口述，她的丈夫蘇進長擔任警員，被誣陷「串通暴徒」遭到槍決。因為家中沒有存款、丈夫任職機關又袖手旁觀，黃碧珠原本想自殺，為了孩子才決定掙扎生存：「派駐舊城派出所的夫婿蘇進長慘死...以後母女相依為命，幫傭做女工，歷盡滄桑、受盡千辛萬苦數十年。」（阮美姝，1992，頁241）。宋洪濤的父親宋斐如當時擔任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也負責《人間導報》，於二二八事件後被捕、遇難，原本就讀建中的宋洪濤因為經濟因素只得轉學至基隆水產學校。1950年，他的母親區嚴華於1950年被國民黨以通匪罪名槍斃，無人敢收留的宋洪濤只得流浪於公園與火車站、打零工維生，直到26歲開設小公司經濟情況才穩定（阮美姝，1992，頁107-110）。

第三，由於台灣社會性別體制中的女性身份附屬於男性，一般人甚至研究者理解二二八女性受難者的身分大多為「關係式」－OOO（男性受難者）的妻子，也經常將女性受難者的形象和經驗呈現為「堅毅養大兒女」的妻子／母親。[3]這反映出既有的性別體制框架了人們理解女性受難者的受難身分，也容易忽視女性受難者異質複雜的政治壓迫經驗，這是威權政治體制與性別體制的交織作用。

以《幽暗角落的泣聲》為例，作者阮美珠著重描寫男性受難者的家世背景、受難經過，同為受難者的妻子、兒女受難經驗和生活，多半簡單帶過。林旭屏（菸草公司專門委員）遭槍殺，書中詳細敘述林旭屏的家世背景、受難經過，妻子的部分簡單描述了她「不得不把店交與祖母看管，本身則出外受雇當店員…獨力扶養八個子女長大並完成學業，備極艱辛」（阮美姝，1992，頁45-46）。這便是以「關係式身分理解女性受難者時，容易忽視女性受難者異質、複雜的政治壓迫經驗的一例。

「威權政治體制與性別、階級」部分接續上面討論，二二八受難女性一方面因為丈夫過世失去經濟來源，又因為台灣社會性別體制中的女性身份地位附屬於男性，導致女性階級下滑。例如《幽暗角落的泣聲》收錄的謝綺蘭口述，她的先生陳炘是大東信託創辦人，被國民黨帶走後再也沒有回來，謝綺蘭只能開設麵包店自力營生、養育兒女：「先生被抓後，許多騙徒說可打聽到消息或可安排見面，花掉莫大金錢，家裡經濟漸漸陷入窘境…我學習烘焙麵包…經營麵包店，但連連虧本…」（阮美姝，1992，頁51-54）。而受難者女性面對經濟問題的方式，會受到「娘家或夫家經濟狀況、人際網路、女性的教育程度和技能、所處的城鄉地緣」影響（沈秀華，1997）。夫家或娘家是中上階層或是本身具高等教育背景的女性，可利用娘家、夫家和自己的資源網絡、學經歷，找到營生方式。例如《幽暗角落泣聲》收錄的蕭瓊珍口述，其父親蕭朝金牧師在她小學一年級時被士兵帶走、槍殺，她親眼目睹了父親頭部中彈的遺體：「草草埋葬了父親後，母親帶著我和弟弟回到善化鎮的娘家。母親身體不好，患有心臟病，所以並沒有出去工作，一家三口的生活，完全靠當醫生的舅舅協助。」（阮美姝，1992，頁277-278）。她的母親從此不提二二八事件，蕭瓊珍也只能將這份秘密和恐懼深深埋藏。

相對於出身中上階層的受難者可依靠同樣是中上階層的親戚，如果受難女性出身勞動階層或身處鄉村，營生的選擇便十分受限。前面提過的黃碧珠，她在警察丈夫身亡後，努力幫傭、做工，獨力扶養女兒長大。不同階層女性受難者的階級滑動，以及應對經濟問題所採取的不同策略，可說是威權政治體制、性別體制和階級體制的交織所形成的。而威權政治體制、性別體制和階級體制也作用於彼此之上，加強壓迫這些處於性別弱勢和階級弱勢的勞工女性。

威權政治、性別、階級等社會制度的相互交織，深刻影響了台灣人民於二二八事件中受到的壓迫樣貌和應對的方式。這些社會制度之間，也彼此交互影響甚至加強了彼此的壓迫程度。筆者認為，必須先了解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所承受的壓迫和傷害經驗，會隨著受難者本身的性別、階級、族群等不同社會位置而有所不同。再進一步詳細閱讀、分析各個受難者的受難經驗，受到了哪些社會位置、社會因素的影響。最後分析這些因素形成的交織性，才能真正了解受難者複雜而多樣的受難經驗。

Patricia Hill Collins, Sirma Bilge(2016). Intersectionality. UK: John Wiley & Sons.

李筱峰（1998）。解讀二二八。台北市：玉山社。

沈秀華（1997）。查某人的二二八。台北市：玉山社。

阮美姝（1992）。幽暗角落的泣聲。台北市：前衛出版。

[1]女性身分多為關係式的現象，除了本文提及的政治受難者，日常生活也十分普遍。女性經常因為她是X先生的妻子，便以「X太太」為全稱。相對的，男性很少以關係式的身分作為全稱，我們極少聽到一位男性因為他是O女士的丈夫，便被稱為O先生，一般都是以這位男性自己的姓氏來稱呼。筆者認為，這個現象反映了社會文化定位男性的社會身分時，男性的存在本身就具有社會意義，所以男性不需要用關係式的稱呼。相反的，女性的社會身分需要透過她與男性的關係來定位，並且是以男性作為女性社會身分的定位中心；也就是，女性的社會身分被社會文化定位成男性所延伸的附屬，有著「男為主、女為從」的性別意涵（感謝匿名評審指出這點）。

[2] 即師公、道士。

[3] 其他二二八口述史料可參考：吳三年臺灣史料基金會「口述歷史系列 A：二二八系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濁水溪畔二二八──口述歷史訪談錄》；國史館《228事件文獻補錄》、《228事件文獻續錄》、《228事件文獻輯錄》等書籍。

原文刊載於2018年03月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第82期

http://lawdata.com.tw/tw/journal.aspx?no=1364&pno=62459

（圖片出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