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26|閱讀時間 ‧ 約 7 分鐘

在政治中,理性地慢慢把事情做對是一件很難的工作(二)

機巧地援用各式各樣影音流行文化來標籤化自己或對手的宣傳手法,如今已經是台灣選舉攻防和政治社會運動衝突中必不缺少的一番熱鬧景象。
政治行銷的故事總努力製造出一種帶著特殊氣味的分子,把人整個包裹起來輕撫,或是化作一道澎湃的浪潮,撞擊你的心神。它訴求的目標是人的非理性意識活動,觸發人們在接受訊息的當下,湧上某種心情:感覺喜歡或不喜歡、鄙夷或欣賞、溫暖或憤恨、不安或期待。
如同上述詞組是二元對立的形式,政治人物如此看重訊息裡的情緒操作便是因為它可以很方便、快速又有效地(多像是廣告詞)把事情、把世界一分為二,使人直覺得一邊是對的,而另一邊是錯的,正義的選項就在其中的一邊。這非常好用,省下了很多繁複的、要說服人的工作。選舉大戰的尾聲,強力播送的都是這一類的東西。

某種比較困難的什麽
我們順著話題拉回來看前一篇文章開頭的對話裡的那兩個人。生跟死,二選一該怎樣選擇?
對任何其中一個人而言,幸好他們是兩個人,也幸好這兩個人之間有著互知互信的堅實情誼。突然遭逢亡國處境的這兩人,面對傳統上不是以死明志就是苟且偷生這只能二選一的道德評判,他們的難題以一人各自選擇一邊、也各自交託給對方自己沒機會能選擇、能實現的另一邊而解決了。
後人或許對他們有不同的褒貶評價,但至少他們個人當下內心是通過了已經問心無愧這一關。若以動漫常見的話來說,即是那一句「請連我的份一起努力」。
他們有選擇的困難是因為他們意識到,這樣把人簡單地二分的道德標準是粗暴的、無知的,也是單一地只從國家概念的本位角度思考。
確實,國家和君王是古代儒家文化君臣倫理的核心,排在五倫的第一順位,共赴國難、與國家存亡共生死,是古代知識分子最後維繫自身道德人格完整的某種意志極致展現;而被視為和此種理想的知識分子品德價值相反的,便是一種投機地官來迎官、賊來迎賊,管你誰當皇帝,反正自己讀書當官本來看重的就是私人權力和財富所帶來的好處,心態上唯利是圖。這兩類人同朝為官,肯定相處不來,往往動輒分成兩大政治集團,以消滅對方為己任。
但難道所有的官或所有的人就只分成這兩種思維類型嗎?一個人一旦身處激烈二分化的政治大對抗中,他個人還有多少自由的餘裕和說不的實力,可以拒絕加入任何一邊?
現實的危機意識常使人必須得非常快速而清晰無疑地辨認出周遭人事物與自己的利害關係,判斷它是否會對個人造成威脅,這連帶地也令人的心思視野跟著狹隘起來,而時間的流逝感也同時變得窄迫、急促,逼人往著極端做出選擇。
身在這個時代,我們看「殉國」這種想法會覺得很愚蠢、很封建,但那就是那兩個人的當下,他們切身現實的處境,集體的宏大道德敘事壓著人,逃避不了,只能跟著一起二選一。因為一個人僅此一條命,一次機會的使用權。過了這個村就沒了那個店。
如果不是囿於一場戰爭、一次人生機會、一個國家或一個時代,這兩個讀書人或許更願意做出不一樣的選擇,不必寒磣地以看似崇高輝煌,其實內涵簡單的標籤來定義自己身為知識分子的意義,證明我確實某個文化群體的一分子。
解除了二選一限制後的自由人心,毋寧很像是人於是能夠寬廣地去想、去思考,試著抓住某種模糊的、動態的什麽,在人性和思維的各種極端與極端之間,叫囂與沉默之間,在此生生命現實的一團雜亂中抽絲剝繭,慢慢梳理出來一些可貴的、結結實實的可靠之物。
現實太複雜,因此必然需要投入相當多的時間,並且得時時回顧實踐結果,進行校正,然後再次行動。那個「被選擇」活下來的人便是負有繼續這走走停停的思索工作的責任。它挺困難的,不是嗎?
英雄,這個形象與概念所缺乏的正是此種繼續性,因為英雄的存在要不是得凍結在一個高峰,要不就是重複活在循環的行為模式裡面,我們從故事和電影萬變不離其宗的形式便能警覺到英雄敘事與其力量的侷限。英雄儘管被賦予了上天下海的力量,但他們卻無法通過最一般日常生活的考驗,你我每天生活裡的那些繁瑣拉雜的東西是會摧毀掉一個英雄的。
一個沒有邪惡組織九頭蛇和宇宙軍團入侵,只有勞資糾紛、政治口水羅生門、財富分配爭奪的世界,美國隊長便不再是一位驍勇善戰的超級英雄,他退回為一個普通人,至多比平凡人多很多正義感和力氣大一點,如此而已;這樣的世界,最多最嚴重的問題都是超級英雄解決不了的。
深入糾結的現實、不停斷的繼續性、排拒簡單思考的極端二分法,而這些特質便是我所認為的,一個民主社會就政策方向和社會價值爭端,該如何看待問題,乃至討論和協定問題的理想方式,也是一個國會運作的基本日常圖像(再怎樣都不該是充滿彩色標語手板、水球、麵粉這些嘉年華會才會出現的東西)。
CTS@Daily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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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處理價值斷定和利益分配的工作,大量理性的、實證的思辨和溝通是必要的,但這裡再次強調,人應該也需要有足夠的信念,用以支撐自己熬過嚴酷現實連續打擊下的自我懷疑,以情感而非以看得見的事實證據來說服自己堅持理念;還有,也需要一點情緒,儘管所需相對比例較少,情緒終究是人類天生的基本條件,況且擁有恐懼、痛苦、快樂的感受是我們之所以具有同情心的共同基礎,全然抹除情緒的人際交流既不可能、不自然也不對。
若只有理性在運作,人的心思將會整個抽象化、單一系統化,快速脫離開人聲雜沓的現實,感受不到自己是活在其他人和他者生命之中,斷然就否定所有不合邏輯推論或無法以它來解釋的事。
理性、信念、情緒,這三者相互補充也相互製肘。
「理性」使我們以實事求是的嚴謹思維方法來認識世界,並運用仔細計算後的規劃和技巧解決問題,拒絕以極端來簡化;「信念」幫助我們於時間的流變中堅持,定住自己的目光慢慢尋找可能性,不一碰到糾結的難題就跳開、否定;「情緒」則讓我們始終帶著平等同情之心看待自身以外的人事物。
數不清的人事物,交錯糾結地構成了每個人生活其中的眼前現實世界,但許許多多政治人物和我們一旦涉入政治衝突,似乎總是有意無意地忘記了社會本來有多麼複雜,其中所有人事物都是「長」出來的,所謂的「事實」或「真相」像高麗菜一樣(卡爾維諾的說法是朝鮮薊),都是隱藏在一層又一層表面的底層,打散在盤根錯節的時空歷史關係裡面。
如今充斥於政治的語彙、訊息和媒介工具,還有多少成分是理性的?號稱正確的意見和行動有多少是經過文字一言一句,細緻耐心耕耘討論出來的?發生衝突時,一方要指責一個人、一件事,已經太簡單也過於廉價,好像比誰大聲、誰的影片比較多人看,誰就贏了。
人急躁地只是想要贏。在這種氛圍底下,政治容許理性的空間只會逐漸縮減,淪為一群人與另一群人的相互叫罵和嘲笑。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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