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之間確實是從認知的基礎上開始，就以立場相反的前提來理解這個世界，從哲學、政治到一般人在面臨愛情、婚姻、工作等諸多人生抉擇時，都可以看到這兩種價值觀在一個人的腦海裡上演著衝突的戲碼。

你是現實主義者?理想主義者？還是兩者都是？ 

文化生活

我不確定命理之學的功效範圍如何，但目前為止，我尚未聽聞過可以使用算命的方法來決定一項公共政策的存廢，即使方法上可能，我想人們也無法接受一些爭執日久的社會議題，譬如核四、廢死、安樂死、台灣的統獨等等是責成一位神算大師、或由多人組成的國師團來決定。

江戶川亂步找到了一個獨特之觀察位置，把恐怖從看似最日常、最不啟人疑竇的地方挖出來給你看，一字一句不厭其煩的敘述就是要讓人看清楚它，並且告訴你，這恐怖不是他放進去的，它一直都在那裡的啊，不是嗎？是你自己一直粗心大意略過了它，沒多去深究。

隨著成名，詩人、腦癱者、農民，這些複雜混合在余秀華身上的標籤不僅僅是她個人的，還拉入了整個社會在裡面碰撞，或許是當人們突然看見詩竟然和疾病、貧苦並列在一起時，就彷彿是有什麽東西一下子被撕開而暴露出來，令人感到不安。

女詩人雖然不斷言明，說：「我不是你的」，我就是我，但到了最後，黑暗終歸戰勝了光明，愛情戰勝了理智──我，終於迷失了，甘願臣服在巨大的力量之下，哪怕這股力量可能帶來徹底毀滅的結局。

希臘有三女神，她們走下神座，帶著不同的性格與際遇，墬入慾望、愛情、婚姻的命運轉盤。她們支點旋轉，離心離德。
遊蕩在凡人世間情愛交織的迷宮，終至花園凋萎，忘了來時路，等待重生，期盼接引。

金庸與韋小寶之間有一種矛盾。韋小寶讓金庸攀登至武俠小說的巔峰，同時也讓金庸就此停筆，無以為繼。書寫者和自己作品的關係總是很微妙，千絲萬縷夾纏不清，尤其是書寫小說，作者要寫好一個人物，就必須要把自己的身體和意識都借給這個虛擬出來的人使用，代替他成為一個活生生的真實的人。

雖然周遭滿是同樣年輕可愛的男男女女，世界亦有太多太多的事物尚於我而言仍是未知而朦朧的狀態，但是當整個世界還很年輕的時候，我這個目光太早太快地望向世界盡頭的人卻已經先行老去了。


不論科技與政治如何地加速變動，各種危機爆發、充斥於世界，時代的趨勢也顯示越來越少人願意認真而耐心地閱讀，在1985年完成這些手稿時的卡爾維諾仍衷心相信，「有些東西是唯獨文學才能提供給我們的」，文學是人類極其珍貴且獨一無二的財富，它仍舊值得繼續陪伴人類一起進入下一個一千年後的未來。

我知道那天的我是很美的。渡船上，一個亞洲男人坐在一部黑色高級汽車內（宛如大型靈車），用暗影裡帶著欲望的眼神，盯著我這個白人小女孩看。他走來，伸出顫抖的手，遞來一根菸。他在害怕。船靠岸，我上了他的黑色汽車。

男人若是讀起經過芭芭拉‧沃克改寫的《醜女與野獸（Feminist Fairy Tale）》，我們會從字裡行間不斷感到某種不適，類似像坐在一張水平有些歪斜的椅子上閱讀，男人不知道為什麽，卻暗暗地說不上來總有哪邊不對勁。

我們這些已經長久習慣觀看戰爭、謀殺、災禍、特殊疾病等等與不幸相關的文字、影像的文明，如今似乎變本加厲了，人們現在嗜癮的是──如果我的描述不會太過脫離事實的話──喜歡看著自己、也歡迎讓旁人看著自己，對他人施加痛苦，其中最常見的就是在社群網路上以言語和情緒所施加的欺凌。

在城市裡，我們雖然抬起頭仍看得見月亮，它還是懸掛在被高高低低的大樓遮擋、切割的夜空，但四處架設的都市人工照明光線讓我們已不明白月光是為何物了。

如同批評的人所指出的，政府明顯原本是就知道該怎麼做，一個車站正常來說應該需要配置多少警力，需求怎樣的裝備，如此才能夠保障一位執法人員的基本生命安全。但是，為什麽先前不徹底落實？明明現在馬上能做到的事情，之前為什麽不做？

如果不是囿於一場戰爭、一次人生機會、一個國家或一個時代，人或許更願意做出不一樣的選擇，不必寒磣地以看似崇高輝煌，其實內涵簡單的標籤來定義自己身為知識分子的意義，證明我確實某個文化群體的一分子。

保持與權力的近距離接觸，在權力中被拉扯，一方面得努力從兇惡的現實官場政治鬥爭裡，盡可能存活下來，一方面也要保持清醒，不忘自己當初的信念，做對的事、說對的話……這的確很難，非常難，它會耗盡你所有的心思氣力和情感，讓你不得不思考和解決非常多複雜的問題，包括具體現實的與抽象的。

最近流行起來的「私法正義」，便是認為在公權力以外，執行私刑是「我們」天經地義的權利，「我們」是在維持這個社會、甚至是這個世界的正義天平，保持它的平衡不至傾斜到令人感到難堪、被生命本身的卑微侵犯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