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金庸停筆寫「武俠」的韋小寶

書寫者和自己作品的關係總是很微妙，千絲萬縷夾纏不清，尤其是書寫小說，作者要寫好一個人物，就必須要把自己的身體和意識都借給這個虛擬出來的人使用，代替他成為一個活生生的真實的人。

金庸與韋小寶之間便有一種矛盾。韋小寶讓金庸攀登至武俠小說的巔峰，同時也讓金庸就此停筆，無以為繼。

金庸曾經說，自己筆下最喜歡的人物是令狐沖和喬峰，對於韋小寶則是極度討厭，但是偏偏許多人認為，《鹿鼎記》是他的壓卷顛峰之作，而最重要的原因還就是因為它的主角是韋小寶這個人物，一個武功低微不堪卻又無所不能的市井小民。

主角是無所不能的，或說是神奇的這一點總是必須的，不管其神奇的形式為何、性質為何，在於他本身或在於圍繞著他所發生的事件，都得如此，否則一個故事就無法說下去，也沒有說下去的價值。對於有些讀者來說，有的小說主角是幾近不可思議地、怎麼會有人這樣去寫地極度無聊，例如我在印象中曾經讀到過貝克特有這麼一部小說，全篇是主角喃喃自語說著自己一動也不動的狀況，什麽事都沒發生。

許多人大概是以文學價值為主體來稱讚《鹿鼎記》的特殊之處，認為寫作《鹿鼎記》的金庸已經臻至「漸而進於無劍勝有劍之境」的狀態，突破了武俠書寫傳統的窠臼，不但是作者自身的進步，也標誌了整個武俠小說的創新。

因為這部作品解構了許多過往沿襲下來的書寫慣例、模式，使得原本只是在報紙上連載、以誇張情節奔馳取勝的一部娛樂小說，同時擁有了某種深邃的內涵（亦即「叫好又叫座」這個所有創作者的最理想目標），小說的意義就不再只是閱讀的當下，是一種可以讓時間快樂地流逝掉的好東西，它還有後座力，小說的生命延長了，延長在讀者、評論者之間不斷的猜測和爭論之中。

我們可以說，《鹿鼎記》幾乎顛覆了之前的金庸，比方：

一、它肯定了外族統治中原的合法性，質疑漢人中心本位主義，這超出了先前的許多作品是建立在宋與元、明與清之間，民族勢不兩立的架構。

二、「俠」和「江湖」消失了，或說它們是被除魅了之後，它們全部的現實面貌──包括其活力和侷限──都一一顯露出來了；這兩個概念原本都是對立於集權、法律和日常生活的出口，而且事實上，它也就是人們會動心起念閱讀武俠小說的主要理由，人們需要暫時棲身於一個現實以外的化外之境。

三、年少有為、與皇帝稱兄道弟的韋小寶卻是出身低賤，生母甚至是來自勾欄，在被問起生父是誰時，生母自己竟然也不知道，毫不在意，仿佛從來沒有計較過這件事情，所以無法回答這個問題。雖然這明顯是對父權社會的嘲諷，不過似乎也隱含著對人的價值本身的質疑。

因此，《鹿鼎記》這部作品被視為是各種各樣的價值和意識形態的解構和除魅，這些意識形態從古至今就不斷糾纏在人類的文明生活之中，影響著人的觀念和行動，某種程度制約了人的生命力，韋小寶的出格所代表的因而便是某種衝決而出的自由不羈，某種人類與生俱來就有的生存本能、自然傾向。

在《鹿鼎記》裡，不僅武俠小說故事向來標榜的、理想的「俠」不再是主角，失去了光環，恐怕連人本主義思想下的「人」是否還存在，也變得模模糊糊。

衝突、矛盾、思辨，這些元素其實在《天龍八部》和《笑傲江湖》都不缺乏，喬峰的悲劇性或「偽君子」岳不群的形象已經深入人心，可資證明，但是非得要藉由韋小寶這樣的人才能凸顯、或說是回頭看最基本的疑問所在，那就是進一步去問：我們為什麽要思考些問題？這些問題是否值得我們去思考？數千年來，人與這些問題糾纏不清，這對於人來說，究竟意味了什麽？

我個人猜測──再次強調，這是個人猜測──韋小寶便是熟悉中國斑斑歷史和傳統文化的金庸他個人在思索上述這些問題時所得出的答案。

這是金庸透過了文字書寫和小說形式，長年一點一滴從慢慢形成問題意識開始（看出原來有問題存在、問題是什麽這一點極為重要），期間在幾部作品中，反覆認真地思考、辯證，最後的答案便不自覺地在這最後一部作品裡、在賦予小說主角韋小寶生命的書寫過程裡流露出來。

這意思不是指金庸的真實性格就是韋小寶，或是說金庸認同、主張、支持韋小寶的人生觀，而是說那是當時的金庸在試圖思考和釐清意識形態的問題之後，他認為他所看到的世界本體真相和歷史趨勢。

韋小寶貪婪、好色、滿口謊言，而且不加掩飾，這樣猥瑣的人不管以古代或現代的標準來說，幾乎不太可能受到歡迎。而他重義氣的特質應該他作為小說主角不得不被賦予的元素，否則他就會是一個完全負面的人物，從裡壞到外的壞人是無法作為小說的第一主角。

我們想一下就會知道，至始至終重義氣的特質會出現在一個幾乎沒有其它優點的人身上，並不合乎事實常理。不過，這種虛擬性本來也就是小說之所以能夠容納矛盾，進而可以呈現矛盾、思考矛盾的原因。

在由韋小寶作為主角的《鹿鼎記》的世界中，韋小寶是一個無論如何都能得以生存下來，次次化險為夷、旗開得勝，累積越來越多的功名、財富和女人，並且最重要的是，韋小寶不是架空故事人物，他的一舉一動還左右了幾件我們知道的歷史事實的發展。

所謂的歷史有一個特色，那就是我們回頭看當時的世界，彷彿所有的可能性原本都是開放的，但最後卻只實現其中一個可能性而已，歷史的窄門永遠就只會通過那麼一個。

換句話說，在這個我們所知道的、由過去流向未來所形成的唯一歷史現實裡，無數人都在思考，思考個世界的可能性是什麽、選擇這個世界將往何處去，金庸也思考了，而當時的他的結論是告訴我們：生存是最高的價值，其巔峰代表人物便是韋小寶，歷史和世界選擇了韋小寶。當然，金庸沒有直接這樣說，這話是透過韋小寶的嘴說的。當一切「人工意義」都消失之後，剩下的就只有本能和生存。

書寫《鹿鼎記》時的金庸可能已經意識到，這部小說將會是他最後的武俠小說之作，因為在一個以生存為最高價值的世界裡，依附在某些信仰和原則之上才得以成立的「俠」和「江湖」就勢必不可能再存在了，也沒有必要再繼續存在，未來的世界是屬於「韋小寶們」的世界。

司馬遷為遊俠們寫列傳，序中引用了韓非的話，但司馬遷並不同意韓非的價值評斷：「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司馬遷作為書寫歷史的人，他知道所謂的歷史將淘汰哪類人，這一類的人是在韓非試圖建立的大一統世界裡的異質雜物，儒或俠只能生存在一個被書寫保護起來的、可以容納多樣可能性的世界裡，這裡的法則不是適者生存、成王敗寇，輸給劉邦的項羽不也是這樣被保護起來了嗎？

經過長久自我辯證，而似乎自覺已經走到武俠世界盡頭的金庸，再寫下去還能寫什麽呢？好像沒有了，武俠是一場集體的美麗的夢，其盡頭是喜劇式的荒涼和虛無。

很多人非常欣賞韋小寶，特別是年過中年之後的人，覺得韋小寶是所有金庸筆下人物中，最像是真實之人的角色。中年之人擁有足夠的、實實在在的社會經歷，以及被這些人情練達的力量所拉扯出來包容心，因此能夠察覺、品嘗更多複雜的施加在生命之上的作用力。他們看得懂韋小寶，因為他們在韋小寶的身上看到了整個社會和自己，彷彿那是自己生命過程裡的一些浮光掠影、斷簡殘篇。

但這畢竟是對一個小說主角、同時也是對作者的書寫能力的讚詞。在現實生活裡，真如韋小寶這樣的人我們反而是敬而遠之，若他是政治人物，更是只要一被貼上貪婪、好色、說謊等標籤，其政治生命幾乎結束。人們會對韋小寶的持有雙重態度，其實也是反映了一種功利主義的心態，當貪婪、好色、說謊有可能對我有利時便認同，當有可能造成損失時便予以否定。

隨著人生活得越久，看過的人事物越多，變得務實而世故似乎是很自然而然之事，如同從《笑傲江湖》的令狐沖之後，便是以《鹿鼎記》的韋小寶作為終局一樣理所當然。不就是有一句類似的話說：「三十歲之前而不是左派，這個人一定沒有靈魂；三十歲之後還是左派，此人必沒有腦子。」但是我自己倒不是如此認為，活得越久應該是越懂得生命是大於生存太多太多的事情。

生存的價值是什麽並不難理解，也不難以讓人衷心接受，慢慢解釋給五歲小孩聽都能懂，示範起來也相對容易。飢餓、寒冷、階級歧視等等這些不利於生存的恐懼可以像是把火移到小孩面前，讓他伸手去碰，碰個一次、二次就明白其事理和利害關係了，但你要如何示範，例如希望、正義、自由，這不是那種一次、二次就能看見、看清楚的東西。

我在之前《四十歲的轉折點（二）》這篇文提及，有些東西是必須要等到你用半個人生──這個一去不回的人生──體會了身而為人的限制、困惑和挫敗是什麽之後，你才能發現它們原來閃閃發著光，而這些東西才是難能可貴的。這些東西是屬於「應然」的世界，那裡歷史沒有把所有可能性都悉數埋葬。至於詳細的說明就請讀者參考《四十歲的轉折點（二）》這篇文章。

金庸在《鹿鼎記》之後便停筆，說自己寫不出來了，同時至此自我終結了「武俠」的概念，這種無法再繼續下去的狀況，其實很像是一則人生寓言。如果夢清醒了，前方已經看不到跟生存無關的東西，書寫只能複製實際的生活，我們幹嘛還要寫它呢。

當時的金庸經過長久思索而力竭停筆之處，我們可以說它是終止了，但我們不妨也可以說，這其實是一個新的起點。事實上是如此也沒錯，金庸停筆了，但是其他人還在繼續寫，既便內容難免複製前人，缺乏創新，但是只要繼續寫下去、繼續實踐，新的可能性就始終可以被期待。現實的盡頭不會是人心的盡頭。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多想一下，為什麽金庸會說他最喜歡的人物是令狐沖和喬峰，最討厭的韋小寶這樣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