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窗效應（英語：Broken windows theory）是犯罪學的壹個理論，該理論由詹姆士·威爾遜（James Q. Wilson）及喬治·凱林（George L. Kelling）提出，並刊於《The Atlantic Monthly》1982年3月版的壹篇題為《Broken Windows》的文章。
此理論認為環境中的不良現象如果被放任存在，會誘使人們仿效，甚至變本加厲。壹幢有少許破窗的建築為例，如果那些窗不被修理好，可能將會有破壞者破壞更多的窗戶。最終他們甚至會闖入建築內，如果發現無人居住，也許就在那裏定居或者縱火。壹面墻，如果出現壹些塗鴉沒有被清洗掉，很快的，墻上就布滿了亂七八糟、不堪入目的東西；壹條人行道有些許紙屑，不久後就會有更多垃圾，最終人們會視若理所當然地將垃圾順手丟棄在地上。這個現象，就是犯罪心理學中的破窗效應。簡單地說，破窗理論表面上講的是：沒修復的破窗，導致更多的窗戶被打破。
同樣道理，這次七一發生的衝擊立法會事件，也是一次破窗效應理論被驗證的一個更好的例子。當有示威者打破立法會大樓的第一塊玻璃時，此時也同樣打破了香港歷史至今所有示威活動前無古人的歷史，印證了香港的示威活動從今後起將與以往的運動不同，今後的示威者與其所參與的抗爭示威活動步入了另一個階段，完成了一個層次級的昇華。如果用共產黨的祖師爺馬克思的哲學來說：是量變到達了質變。
這個階段不管從策略上乃至手法都會與以往完全不同。可能事件的發生直到今早筆者執筆之時，社會上各界對此次事件褒貶不一。先不論對錯，讓我們分析結果，可以肯定的是這次衝擊立法會事件，從抗爭者打破立法會大樓的第一道玻璃門開始，根據破窗效應，這顯然不會是一個事件的終結。這是一個事件的開始，從這些抗爭者打碎第一道玻璃門時，他們已進行了質的飛躍。這也預示著今後的示威與抗爭運動，佔領立法會將成為抗爭者面對暴政時所使用的各種手段裡其中一種較為犀利的武器。根據破窗效應的邏輯，這預示著今後也會有更多同類型的事件將會發生。
此刻大家不禁反問，究竟如何才能修復社會正加速撕裂的局面？這些衝入議會中的年輕人。他們有錯嗎？我們該譴責這些「暴徒」嗎？
筆者認為大家必須要深刻反思。錯，並不在這些年輕人，錯在這個已經一錯再錯落去的特区政府。既然玻璃門被打碎了，就不應該再怪責和追究這些視死如歸和勇武的年輕人。政府要正視問題的根源，從根本上出發，政府还需要深刻反思問題的本身，解決的方法只有及時处理修好這「第一道被打碎的玻璃門」。這道玻璃門並不是指那道被抗爭者打破的門，而是政府與這些年輕抗爭者之間的那道早已碎落滿地玻璃的門。解鈴還需繫鈴人，要嘗試修復「第一道被打碎的玻璃門」，只能是這個特區政府和那個口口聲聲稱今後會更加多與不同界別的社會各階層溝通的林鄭月娥去修復。至於如何修復？是撤回惡法？還是「体面」下台？只有這個繫鈴人心中才有答案。
回過頭來再去對這次佔領行動進行深刻反思。雖然有部分示威者已作出視死如歸的打算，但所幸的是昨晚並沒有義士在這次佔領行動中在立法會大樓裡被拘捕。這點也充分體驗了聰明的香港示威者「Be Water」式抗爭哲學的精髓。說起這種全新的抗爭行動模式，其實背後有其更深層的哲學和意義。
「Be Water」式抗爭其實某種程度是借鑑了已故偉大武術家和哲學家李小龍先生所提出的關於水的哲學原理。
水，既有型也無形。水的所有動作應該越靈活越好，李小龍先生常用水來形容武術應該達到的靈活性；水有無限的靈活性，它透明可看穿，但有時也能遮蔽視野；
水能分成兩塊，繞過東西，而在另壹邊又合而為壹；水很溫柔，但也很剛猛，能催山倒樹。讓妳的思維和身體如水壹般沒有束縛，招式變幻的偉大可以在水中得到啟迪。俗話說上善若水，以水為師，我想李小龍宗師也是這麽想的吧？如水般自由變換。水之善在激活萬物而不與萬物向爭。天下至柔之物莫過於水，“滴水能把石穿透”天下最柔弱的東西能夠在天下最堅硬的東西中馳騁。
讓我們回想一下他曾經說過的一段話。「清空妳的思緒，成為無形的，就像水。把水倒入杯子它就是杯子的形狀，倒入盆子它就是盆子的形狀。」同樣道理，李小龍先生對於水的哲學，難道不是折射了當今香港的示威者面對暴政與強權時，他們所使用的一種抗爭手段嗎？
想想也是，面對如今警方暴力成性，遊行已失去理論上的意義時，年輕和躁動激進的示威者，他們可能會更多地選擇更激進的示威方式，當佔領街道成為了常態，在人潮如此洶湧的街道，成為「水」是讓激進示威行動更好地發揮其作用的一種方式。同時也更有效且成本更低地達到抗爭目標的一種全新手段。所以「Be water」是一種全新的抗爭哲學。
最後筆者認為在當今香港危急存亡之秋，不管是我們普通市民或是泛民，不管是淺黃深黃，我們都需要去檢討和學習。首先我們要尊重那些真的視死如歸和有勇氣的年輕人。雖然有些人並不能接受或者認同他們的做法。但是我們不能與這些年輕人割席，不要和他們劃清界線。策略和做法上雖不同，但是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
再去細心思考一下當年的我們。2014年年佔領運動發生後，當時還有很多市民甚至泛民主派的人士接受不了佔領馬路這些示威手段。當時很多人賦予譴責與劃清界線。到後來旺角事件大家又紛紛割席。但是今次「反送中」運動，我們驚訝的是，那些曾經割席的市民也湧現出了街道，那些曾經譴責暴力行為的立法會泛民議員在「612」卻走在了抗爭運動的最前線。當年最溫和的民主黨議員胡志偉，如今也成為了「612」事件當中，那個幫示威者擋子彈的人民英雄。難道這不是一個進步，這不是一種質變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