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華民國訂立約法、確立疆域以來,中華民族主義者的心中,已將秋海棠地圖作為中國神聖且天然的版圖,並以延伸主權、將模糊邊疆化作明確邊界、統合不願成為以漢族為中心之中華民族的少數民族為己志,同時還必須抗擊吞併邊疆失土、進攻中國本部核心地域的帝國主義國家。
國民黨承繼孫文帶有一統五域、漢族同化論和反帝國主義的中國民族主義,自1927年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後,儘管無力掌控邊疆地域,國家邊界使中飄浮不定,但往往藉機重申邊疆主權,阻止具有分離傾向、萌生自身民族主義的邊疆民族和外國聯手從中國分離出去。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美國對中國結為同盟到戰後美中體制的形成,給予了國府實現其「領土收復主義」前所未有的良機。國府遂得以在外交上折衝樽俎,與英國、蘇聯取得共識和協助,將受兩國「影響」的模糊邊疆明確化為中國「主權邊界」,協助國府與少數民族談判以遏制分裂傾向;在國內,也在美國的協助下重建國家權威,並嘗試解決國內的政治與疆土分裂問題。
雖然國府務實地對現實妥協,並善用短期情勢變化以最大化政治利益,但是國民政府中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中的同化主張、政府內部派系的爭權奪利、雅爾達協定帶來的外蒙古獨立、少數民族行使自身的民族自決權、戰後漢族百姓再度朝少數民族居住的邊疆地區開墾,以及蘇聯和中共對少數民族的拉攏與合作開啟了冷戰鬥爭先河等等因素,既使得國府在戰後無法擁有一個長期且穩定的邊疆政策,也無法拉攏少數民族上層以維持表面上的主權。
這不僅使得國府短期外交成就帶來的成果瞬間化為泡影,改採用武力的結果更帶來邊疆的全面動亂,使得邊疆地區向中共傾斜,而國共內戰則最終使得國府完成中國近代領土轉型、明確國家疆界的目標徹底失敗。
從西藏一直到臺灣這條圍繞中國本部的不穩定邊疆地帶,不僅呈現出少數民族行使民族自決權和中國為行使主權和同化論民族主義的鬥爭,也牽扯到戰後東亞的大國外交和冷戰鬥爭。內外蒙古和滿洲都與蘇聯和中共有所牽連,新疆則仍在蘇聯的影響下,蘇聯並對中共施以援手,邊疆更成為中共閃躲國府軍隊攻擊的避難所,相反地,美國卻對邊疆少數民族表示冷漠,力挺以「漢族=中華民族」為中心的國民政府一統中國,儘管美國希望調停中共與國民黨,卻仍然對國民黨施以援手。這一切為未來的冷戰開了先河。
非常重要的一點是,除卻西藏外,戰後邊疆的民族自決運動儘管出於自發,但不論同意與被迫,或多或少都與蘇聯和中共有所瓜葛,這也種下了國府中許多人對於戰後邊疆騷動的看法中,不僅強硬主張應取消邊疆少數民族的自治、自決要求,更不排斥動武,更深遠的影響是將所有邊疆少數民族的自覺運動視作共產黨滲透、策動、用以對付國府的政治運動,對於此種行為認定必須壓制。而這種刻板印象,反過來又成為國府官員掩蓋自身的貪汙腐敗、倒行逆施的藉口,並尋求加以鎮壓的口實。
而戰後「同化」政策在西藏、新疆到內蒙古失敗,乃是因為這些地方的民族主義雛形成型較早,但是在另一個具有「原型民族主義」的地方,起初卻獲得廣泛地接受和歡迎。這個地方就是戰後自日本新收復的邊疆:臺灣。臺灣起初何以熱烈接受「同化」?國府究竟是在怎樣的視角下看待臺灣與臺灣人?而為了「同化」臺人,國府採取了甚麼措施?為什麼後來卻又會全島性反抗的二二八事件?而國府處置二二八的態度,與其他地方有何不同?又有什麼影響?
[1] 劉曉原,〈時間、形體和顏色:中國「崛起」三境界〉,收於氏著《邊疆中國:二十世紀周邊暨民族關係史述》,頁53-82。
[2] 林孝庭,〈蔣介石與開羅會議〉,頁339-365。
[3] 劉曉原,〈時間、形體和顏色:中國「崛起」三境界〉,頁71;〈「灰色地帶」:戰時邊疆與大國政治〉,頁127。
[4] 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新北:衛城出版,2017),頁21。
[5] 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頁20。
[6] 劉曉原,〈「灰色地帶」:戰時邊疆與大國政治〉,頁117-119。
[7] 林孝庭,《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1928-1949)》,頁213-243。
[8] 蔣中正,〈中國之外交政策〉,《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2卷,頁101。
[9] 林孝庭,《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1928-1949)》,頁217。
[10] 林孝庭,《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1928-1949)》,頁214-215。
[11] 王柯,《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0年代至1940年代》(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頁125-230、293-312;吳啟訥,〈第三章:「東突厥斯坦伊斯蘭人民共和國」的興衰〉,收於張玉法、張憲文主編,《中華民國專題史:第十三卷.邊疆與少數民族,》(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243-292;林孝庭,《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1928-1949)》,頁222-223。對於新疆近現代史與「東突厥斯坦」第一、第二次獨立運動,上述王柯與吳啟訥的研究均有更深入分析,筆者在此僅列出最相關的章節。
[12] 林孝庭,《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1928-1949)》,頁217-218。
[13] 劉曉原,〈蒙古暗影:1950年中蘇同盟談判〉,收於氏著《邊疆中國:二十世紀周邊暨民族關係史述》,頁178-179;林孝庭,《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1928-1949)》,頁218。
[14] 林孝庭,《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1928-1949)》,頁224-228。
[15] 劉曉原,〈「灰色地帶」:戰時邊疆與大國政治〉,頁119;〈「內蒙外交」:內戰時期中美關係枝末〉,收於氏著《邊疆中國:二十世紀周邊暨民族關係史述》,頁149。
[16] 劉曉原,〈「灰色地帶」:戰時邊疆與大國政治〉,頁127-128;林孝庭,《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1928-1949)》,頁214-217。
[17] 林孝庭,《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1928-1949)》,頁218。
[18] 王柯,《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0年代至1940年代》,頁231-260;吳啟訥,〈中華民族宗族論與中華民國的邊疆自治實踐〉,頁203-210;吳啟訥,〈第三章:「東突厥斯坦伊斯蘭人民共和國」的興衰〉,頁301-321。
[19] 劉曉原,〈蒙古暗影:1950年中蘇同盟談判〉,頁177;林孝庭,《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1928-1949)》,頁218-220、229。
[20] 孟繁荔,〈烏蘭夫與四三會議研究〉,《中國邊政》164期(新店市:中國邊政協會,2005),頁41-54;林孝庭,《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1928-1949)》,頁218。
[21] 〈中共中央關於內蒙工作方針給晉冀察中央局的指示〉,1945年10月23日,收於中共中央統戰部編《民族問題文獻彙編(一九二一.七——一九四九.九)》(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964;劉曉原,〈蒙古暗影:1950年中蘇同盟談判〉,頁178-179;林孝庭,《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1928-1949)》,頁220。
[22] 林孝庭,《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1928-1949)》,頁220-222。
[23] 吳啟訥,〈第三章:「東突厥斯坦伊斯蘭人民共和國」的興衰〉,頁321-353;林孝庭,《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1928-1949)》,頁222-224。
[24] 林孝庭,《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1928-1949)》,頁224-234、245-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