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所碰到的大多國家或國際上的重大議題，其實都是冷戰時期的地緣政治所累積形成造成的結果。所以，當我們要探討將來也將繼續影響著我們的那些重大議題時，那麼不論我們多麼刻意地避免「歷史性」的陳述，倒頭來也一定要把東亞這六、七十年來的東亞歷史變遷納入考量，才有可能避免自身陷入空中樓閣式或者格局判斷錯置的狀況。
東亞的冷戰地緣政治形成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與蘇聯在東亞試圖填補日本帝國的地緣政治真空而產生的競爭性局勢安排。同時，冷戰的開始也伴隨著當代第三世界民族國家的興起，這波國際政治浪潮才是我們今天所能觀察到的國際政治生態，與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的帝國主義時代的國家政治結構已經有了根本性的改變。觀察台灣、日本、中國在這六、七十年的轉變及互動，我們也就能清晰地建構出整個當代東亞地緣政治的清晰輪廓。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投降之後接受了美軍的和平憲法安排，在地緣政治的主導權上完全讓由美國主導，幾十年來日本除了經濟與文化仍對地緣有強大的輸出能力之外，在國際政治上幾乎不在有直接介入的能力。對日本政治的觀察可以說是對美國在東亞與地緣諸勢力的互動之指標，不論是韓戰、越戰，還是對中國之關係，日本的政治界或知識界之意象都只能處於模糊曖昧的表態，而其軍事行動只能視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延伸。台灣在戰後被盟軍安排由中國國民黨代表的中華民國政權託管，不論法理上台灣是否屬於中國政權所擁有，在幾十年的地緣政治安排上，台灣同日本均屬於美國為防堵來自東亞大陸的強權而構築起來的軍事屏障。台灣民族主義的崛起雖然在冷戰時期並未成為東亞地緣政治中的重要議題，卻是由其遺緒逐漸演化成今日台灣主權與民族認同接近完全邊界統合的狀態。相較於東南亞諸國，台灣民族認同的形成起源於中國國民黨政權對在地人的獨裁壓迫所導致。從日治時代開始，台灣人的文明和文化體驗就已和東亞大陸諸人民有明顯的差異，這使得二二八事件以後，台灣人為了取得推翻獨裁政權的正當性，將戰後來自東亞大陸的政權及其附隨者與在地被統治者的文化認同發明為中國人與台灣人兩種不能相容且互相對抗的概念(身為統治者的國民黨則不斷嘗試將中國人與台灣人發明為相容的概念)。最後，台灣與中國相互對立的概念也在冷戰結束後成為大眾民主選舉中用來組織選民的重要手段，其中誕生自軍事戒嚴末期的最大反對黨民主進步黨取得此一概念中台灣方的最主要政治代表，並將國民黨與隨後崛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作中國此一否定性概念的具現化對抗著，反而使得原本冷戰時期國民黨代表台灣、代表美國、代表西方文明世界的局勢轉變為由民進黨代表以上勢力，而國民黨則論為中國勢力的代表。
中國(或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冷戰時代幾乎等同蘇聯的附屬(就如同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等同美國附屬)，除了在史達林時代結束以後，毛澤東有意將中國升格成東亞革命勢力的主要輸出國，並與蘇聯競爭東亞革命的主要地位，但中國在世界革命的重要性始終不如蘇聯的十分之一。然而，正是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有意取代蘇聯在東亞的地位，所以在毛的政治生涯最後成了美國極力拉攏統戰的對象。毛與蘇聯的競爭革命，不只為了日後的「新中國民族主義」鋪好了道路，也意外為日後接受美國全球化政策而富裕的「改革開放」鋪好了道路，日後兩個冷戰時代博弈的結果則會相互輝映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敘事。
有關冷戰地緣政治的敘述我們或許也不必贅述太多，畢竟我們仍然處於冷戰時代的遺緒，只要細細挖掘，要理解冷戰時代實在不是什麼太過困難的事情。最後，值得稍微提點一下的地方則是有關冷戰地緣政治所帶來的經濟效應問題，這個問題在大眾民主興起的時代往往成為人們爭論不休的場域。有關東亞地緣經濟的問題，首先要點破的一點是，在美元成功取代黃金成為國際貨幣體系的基礎以及冷戰美國軍工產業在世界各地布局的形式形成以後，任何地緣經濟的崛起都無法忽視美國在其中所造成的影響力，那些將某國在冷戰(之後)時代經濟快速成長、社會快速繁榮的論述歸功於該地政權形式或社會制度或古老文化的基本上都是只見泡沫不見河海流動的論述。在東亞，美國影響下的全球產業鏈首先發達於第一線對峙共產世界的國家裡，許多的國家之經濟現代化均受惠於美國產業的初級代工，除了日本擁有帝國主義時代所遺留的經濟競爭力之外(部分國家亦靠著日本帝國時代的基礎建設配合冷戰產業鏈而發達，如台灣、韓國)，其餘的二十世紀後半新興國家多半附屬於美國經濟(前英國殖民地則一半附屬於英國)。對全球化時代經濟的判讀不能只停留在各國GDP或產業優勢的發展，其地緣政治的從屬性才是必須考量的重點，眼下我們所面臨的美中冷戰局勢也勢必將影響前二十年來東亞經濟發展的趨勢，台灣重回戰場的第一線，政治經濟重要性提升，外資加碼投資，掌握全球產業重要代工(台積電)，甚至在國內疫情爆發時受惠於美日疫苗的快速支援，不同於前二十年尚受惠於全球化產業代工而崛起的國中，現在已成被圍困在東亞大陸內在國際上人人唾棄的國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