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待事實的觀點，比事實本身更重要-布列松在中國

受疫情影響，原訂今年五月登場的《布列松在中國：1948-1949/ 1958》攝影展 延遲月餘、終於在解封後不久的6月20日、於北美館的三樓，正式登場了。

1948年末，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接下《生活》(Life)雜誌的委託，動身前往中國，計畫用自己的鏡頭見證並捕捉國民黨節節敗退、共產黨趁勢崛起的這段中國動盪時光。這段原本預期僅兩週、卻意外延長為十個月的中國報導行，讓布列松從一位藝術攝影師，意外轉身成為報導攝影師、更是50年代後新報導攝影的代表人物。在這段中國駐在時期拍下的照片，不論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或是在香港；不論是國民黨在北平最後的日子、上海的金圓券之亂、國民黨失守當時的首都南京... 布列松的鏡頭底下沒有劍拔弩張的火藥煙硝，而是圍繞、瞄準著「人」的日常生活身影--這些影像中，我們透過布列松的眼所窺見的多數是各城市裡奮力和時局的動盪對抗、試圖找出一條安身立命之途的人們；這些日子以來，他在中國所拍得的五千多張照片(shootings)串連成了影像故事(picture story)，最後被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精選出其中的五百多張流通。這些珍貴、視角與構圖詩意且感性的黑白照，串起了一個著重人物個體並含有人文關懷的中國影像故事。(PS: 布列松強烈關注人的反應及動態，並以此來帶出報導主題的攝影觀點，或可從他30年代末任職《注視》(Regards)雜誌時期、1937年赴英國倫敦拍攝喬治六世加冕的系列影像窺見一二--他只拍下民眾好奇到處張望的神態、反倒沒有特別瞄準國王登基加冕的儀式鏡頭...)

1948年12月3日，北平。在這城市即將(又一次)改名為北京之前，布列松從緬甸來到中國、展開紀錄「北平最後的日子」的攝影工作。在不到兩週的北平停留期間，布列松拍了26捲膠捲、約900多個鏡頭，他說他用「百分之一秒的間距」觀看這座城市，當時的北平籠罩在嚴冬的酷寒、以及隨時可能落入共軍手中而淪陷的詭譎沉重氣氛，布列松拍市井小民的百工百態、拍霧中氛圍沉鬱迷茫的紫禁城、甚至連富家老太太的喪禮與太極拳晨練的片段都拍。既安靜、又不安，布列松鏡頭下北平百姓的日常景況與姿態，讓政權變動的山雨欲來、無聲顯影。

1948年12月16日，布列松離開北平、中國報導攝影工作行下一站來到上海。抵達上海沒多久，布列松就碰上了發生在12月23日的上海金圓券風暴(Gold Rush in Shanghai)--彼時的國民政府發行金圓券原意本在取代惡性通膨的法幣；但後來國民政府內戰失利，物價飛快飆漲、同時金圓券失速崩貶，人民先是克難地靠以物易物獲取生活物資，後又在政府終於開放以金圓券兌換黃金、白銀與外幣時連忙蜂擁上街衝銀行擠兌，瘋狂脫序的擠兌風暴就這麼炸鍋爆開了。這波風暴中受創最深的就是廣大的中產階級，在金圓券發行之初信服政府把手上資產變成了日後轉瞬成廢紙的金圓券，面對貨幣、物資與局勢的一日數變，人民別無選擇的發狂起來，在大街上奔逐、在銀行前推擠，維持不了眾人秩序的警察與管不了自己理智的人民吵嚷推打成一團，映入布列松快狠準的相機鏡頭與想必震驚不已的內心裡...

1949年上半，布列松在中國攝影採訪的足跡，先後印記在杭州及南京。在這兩座城市裡，他繼續以鏡頭見微知著地觀察民間百姓的生活百態，見證國共兩黨協商的終告破局、國民黨撤退的景象--國民政府在南京開了最後一次議會、而後撤退；解放軍來了，中國歷史與命運，就此翻轉朝向下一篇章寫去...

布列松之所以在1949年春來到杭州，起因於一場意外。他為了受《生活》雜誌之託的採訪任務、而需要深入當時共產黨的防線、卻不慎被捕而過了一小段軟禁生活；結束這段不自由也無法拍照的意外後，想再度返回上海的他盤纏幾乎用盡、於是取道寧靜的杭州。在杭州短短一週間，布列松走訪與拍攝不少寺廟的人事景物、也有街巷人家與店家的日常光景。上面這張攝於岳王廟的老婦人獨照，莫名吸引我靜觀良久--老婦人眉頭微緊神情微怒、輕嘟著嘴的微妙表情到底是? 原來，她正在朝向眼前呈現跪姿的鐵鑄人像吐口水--那些奸臣塑像正是當初陷害岳飛的張俊等人。布列松把老婦人這真性情的一幕及時捕捉，完全呼應他在街頭拍照時堅持「快! 快! 快!」、不要多想才能抓得住所有一去不回且絕對無法複製的「決定性的瞬間」理念。

南京，1949年的晚春初夏交替之際，國民黨走了、來了共產黨。因為可預見的潰敗而喪氣的國民黨士兵、在變動的世局間流離顛沛的難民，與協商破裂前後對於大權即將在握信心昂揚的共產黨解放軍，在南京各顯兩樣情、也有著相當程度的拉扯衝突，形成強烈對比、也讓城市裡的氣氛格外詭譎...

左方這張布列松攝於1949年5月南京街頭的照片，畫面那個俯身昂首的是一名解放軍、眼巴巴地好奇著小攤子上秩序井然的鋼筆。「鋼筆是教育的象徵」--展區牆上的說明如是提示到。意味深長的一景。

布列松多所險阻的重返上海之路，在1949年6月終於暢通--是年6月10日，就在人民解放軍控制上海的約兩週後，布列松抵達轉變中的上海。順此情勢之變，攝影報導工作的聚焦，也偏重於紀錄上海人如何應對局面的嶄新與混亂。

令上海人心有餘悸的通膨之惡，其後座力繼續陰魂不散地擾動上海--人民幣伴隨解放軍的到來、開始流通啟用；但，通膨的嚴重使它並不好用。學生上街反通膨、進而延伸擴大成反資本主義；在揮之不去的通膨之苦中迷茫掙扎，的確讓人民生厭並漸失耐性、甚至盲目了理性... 布列松拍下學生們上街遊行、嘉年華般的隊伍與身姿，也捕捉毛澤東肖像、解放軍相關的各種符號圖騰標語等耀眼的細節。這座城市仍隱約壟罩在青黃不接的矛盾氛圍裡，卻又同時有一種熱鬧、昂揚的力與氣，曖昧惚恍地漫過那些在轉變中徘徊觀望的徬徨之心...

離開上海，布列松與妻子在1949年9月底動身轉赴香港停留十天、完成英國《畫刊》雜誌交付的攝影採訪工作。

當時的美國軍艦戈登號已載走一批人，他們之中有外籍人士、新聞記者、也有流亡難民與無國籍者，得以登船的眾人從此揮別中國、與這片土地上的苦難渾沌與是非隨著軍艦的離駛漸行漸遠。之於布列松，這無疑是百感交集的結束，也是個能重拾自由、溫故知新的開端--抵達香港後他恢復在大街上自在不拘地邊走邊拍、無須纏繞於複雜幽微的政治問題、不再顧忌是否會踩到甚麼不該踩的政治正確底線。他拍現實生活，拍的如畫如詩，一幅小嬰兒赤身躺在麻將租賃店鋪的櫃台安睡的照片，隱隱散發一股終於可以鬆一口氣的既視感，即使是超過半世紀之遙，我無從參與、也很難感同身受的一瞬；但來自影像深處的穿透力、毫無隔閡感且難以言喻地共鳴了注視影像的我。

順著布列松的中國攝影旅跡時間軸線、步入最後一個展區: 「布列松在中國 1958」--當時已是「北京」的這座泱泱大城，是布列松十年前中國行的起點「北平」。這趟重返北京城之行，全程有中國官方人員陪同翻譯帶路，他目睹「大躍進」下的中國，各種不思議的建設與改革(比如看到北大學生完全徒手在校園挖造出一座游泳池)；重整與灌輸的人力心血不只是施力於硬體，也傾注於思想教育、社會秩序與勞動力之中...

開始於鬱結的深霧下、結束在燦爛的煙火底--展場最後兩張北京影像，是紫禁城夜裡的沖天燦亮煙火，與廣場上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九周年遊行躍動的表演隊伍。十年前後的對照變化，著實令人百感交集--中國變了，而此刻的布列松也變了，已然是攝影界公認、在報導攝影一環舉足輕重的代表人物。微妙的是在此之後又過了八年，布列松不拍了--放下相機、離開他創辦的馬格蘭，拾起畫筆畫紙全心投入素描創作。攝影和繪畫，乍看創作過程及表現方式大不同，但共通之處是: 需要決定性的觀點--觀點底定了構圖，並定奪了最終的完成畫面要停在怎樣的瞬間、述說什麼樣的故事。

一如布列松所言--對事實的觀點是最重要的、往往重要到超越事實本質。怎麼觀看，成為我們如何記憶過去、對待當下、思索未來的一切的滋養源頭、更是關鍵能力。看完此展，我有種重修了一堂中國歷史課的豁然，而布列松觀點式的珍貴影像紀實，成為最生動懇實、無聲勝有聲的教材，強過那些密麻麻、眾聲喧嘩的課本或文字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