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研究重心放在《紅樓夢》創造意圖和內在結構的有機關係上的「紅學革命」新典範

余英時撰＜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是想體現《紅樓夢》研究的新典範，此一新典範擺脫索隱紅學、考證紅學而另起爐灶，故云「紅學革命」。

據＜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 - 一個學術史的分析＞，索隱紅學始於晚清，以蔡元培《石頭記索隱》為集大成。此一「典範」的中心理論是：以《紅樓夢》為清初政治小說，旨在宣揚民族主義。確切地說，即反滿主義。吊明之亡，揭清之失。

索隱紅學著重推求書中人物和清初歷史人物的關係，共用三法：

1. 品性相類者；

2. 軼事有征者；

3. 姓名相關者。

廣義地說，這也是一種歷史考證。蔡元培說：

右所說明，雖不及百之一二，然《石頭記》之為政治小說，絕非牽強附會，已可概見。觸類旁通，以意逆志，一切怡紅快綠之文，春恨秋悲之跡，皆作二百年前因話錄、舊聞記讀可也。

余英時批評索隱派有兩個問題：

a.《紅樓夢》全書並未能在索隱派的「典範」下觸類旁通。如胡適指出，蔡元培以鳳姐給劉姥姥二十兩和八兩銀子的事是影射湯斌的生平，但另外王夫人贈給劉姥姥一百兩銀子的事卻在湯斌一生的事蹟中找不到影子。這一次份量最重的饋贈反而在《石頭記索隱》中沒有交代。

b. 新材料不斷出現動搖索隱紅學的基本假定，新材料都指向《紅樓夢》是曹雪芹寫他自己所親見親聞的曹家的繁華舊夢。

考證紅學實際是挽救索隱紅學危機而出現，索隱紅學是一典範，考證紅學則是另一新典範 (「典範」和「危機」取自孔恩 Thomas Kuhn)。

考證紅學的中心理論是：以《紅樓夢》為曹雪芹的自敘傳。自傳說始於袁枚，到胡適《紅樓夢考證》問世以後，成為一種有系統、有方法的理論。換言之，胡適是紅學史上一個新「典範」的建立者。

考證紅學具體解決難題的途徑是從考證曹雪芹的身世來說明《紅樓夢》的主題和情節。近人周汝昌《紅樓夢新證》，可謂把考證紅學發揮到登峯造極。周氏把歷史上的曹家和《紅樓夢》小說中的賈家完全等同起來。紅學實際蛻變為曹學。

余英時覺得，考證紅學也有內在危機，陷入僵局：考證紅學無法對幾個基本問題有確切答案。舉例言之，《紅樓夢》的作者究竟是不是曹雪芹？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脂硯齋又是誰？他 (或她) 和原作者有什麼特殊淵源？由於材料不足，始終不能定於一是。

考證紅學的缺陷，造成索隱紅學的復活。新索隱紅學不再堅持書中某人影射歷史上某人，而強調全書旨在「反清復明」或「仇清悼明」。然而，余氏指出：

A. 新索隱派的解釋限於書中極少數的主角或故事，說服力終嫌微弱。

B. 如果《紅樓夢》作者的用意真是在保存漢人的亡國之恨的話，那麼《紅樓夢》是一部相當失敗的小說，因在這部書流傳之初，它似乎不曾激起過任何一個漢人讀者的民族情感。更費解的是早期欣賞《紅樓夢》的讀者中反而以滿人或漢軍旗人為多，如永忠、明義、裕瑞、高鶚等皆是顯例。

C. 清末以前，《紅樓夢》被譽為「豔情」之作，毀之者則或斥其為「淫書」。滿人中之最深文周內者，亦謂其「誣蔑滿人」或「糟蹋旗人」而已，未見有人說它是「反清復明」的政治小說。

另有「封建社會階級鬥爭論」，主張：

《紅樓夢》之所以具有深廣的社會歷史意義，是因為這部小說用典型的藝術形象，很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會的階級鬥爭，揭露了貴族統治階級和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以及它必然滅亡的趨勢。幾千年來的封建社會，在這部小說裡，留下了真實而完整的形象，給我們以豐富的社會歷史的感性知識。因而可以說，讀一讀《紅樓夢》，我們就能更清楚地了解中國的封建社會。(李希凡語)

不過，余英時說：

但是《紅樓夢》在客觀效用上反映了舊社會的病態是一回事，而曹雪芹在主觀願望上是否主要為了暴露這些病態才撰寫一部《紅樓夢》則是另外一回事。這是兩個完全不同層次上的問題。即使作者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現了對他的時代和社會的憤恨和控訴，這種憤恨和控訴究竟是不是《紅樓夢》中的最中心的主題，也仍然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

按照他的看法，「鬥爭論」雖可被稱為革命的紅學，卻不能構成紅學的革命，因它只是馬克思主義的一般歷史理論在《紅樓夢》研究上的引申，是一種借題發揮式的紅學。「鬥爭論」者對曹雪芹最苦心建構出來的「太虛幻境」和「大觀園」是最缺乏同情的了解。

唯一對考證紅學最力的挑戰，是「把紅學研究的重心放在《紅樓夢》這部小說的創造意圖和內在結構的有機關係上」，余氏稱此為又一新「典範」。

和考證紅學不同，「把紅學研究的重心放在《紅樓夢》這部小說的創造意圖和內在結構的有機關係上」的新典範具有兩大特點：

第一、它強調《紅樓夢》是一部小說，因此特別重視其中所包涵的理想性與虛構性，不把《紅樓夢》當作一個歷史文檔來處理。

第二、它假定作者的本意基本上隱藏在小說的內在結構中，尤其強調二者之間有機性。所謂有機性者，是說作者的意思必須貫穿全書而求之。

余氏認為，考證紅學的問題，是過份地追求外證，以致流於不能驅遣材料而反為材料所驅遣的地步，讓邊緣問題佔據了中心問題的位置。發展到極端，即成吾人不必通讀一部《紅樓夢》而成為紅學考證專家。考證紅學另一問題是：有時在真材料缺席的情況下，偽材料竟會填補它所留下的空隙。

新典範集中研究八十回《紅樓夢》和無數條脂評，令紅學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不必為材料的匱乏而擔憂。隨著對待材料的態度由外弛轉為內斂，紅學研究的重點也必然將逐漸從邊緣問題回向中心問題。此方能解救考證紅學的危機。

俞平伯在紅學史上最具有「典範轉移」的意義。考證紅學的主將，早期竟寫有＜論秦可卿之死＞和＜壽怡紅君芳開夜宴圖說＞。在《讀紅樓夢隨筆》，他說：

以理想而論，空中樓閣，亦即無所謂南北。當然不完全是空的，我不過說包含相當的理想成分罷了。如十八回賈元春詩云：「天上人間諸景備，芳園應賜大觀名」，顯然表示想像的境界；否則園子縱好，何能備天上人間的諸景呢。

他甚至坦言：

近年考證《紅樓夢》的改從作者的生平家世等等客觀方面來研究，自比以前所謂紅學 (按：指索隱派) 著實得多，無奈又犯了一點過於拘滯的毛病，我從前也犯過的。他們把假的賈府跟真的曹氏并了家，把書中主角和作者合為一人；這樣，賈氏的世系等於曹氏的家譜，而《石頭記》便等於雪芹的自傳了。這很明顯有三種的不妥當。第一、失卻小說所以為小說的意義。第二、像這樣處處黏合真人真事，小說恐怕不好寫，更不能寫得這樣好。第三、作者明說真事隱去，若處處都是真的，既無所謂「真事隱」，不過把真事搬了個家而把真人給換上姓名罷了。

余英時判斷這是俞平伯「對以前持之甚堅的自傳說發生了根本的懷疑並加以深切的反省後所獲得的一個邏輯的結論」。

俞平伯首先發難，針對考證紅學掀起紅學革命，海外學者紛紛響應。余英時說：

凡是從小說的觀點，根據《紅樓夢》本文及脂批來發掘作者的創作企圖的論述都可以歸之於紅學革命的旗幟之下。我的＜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也是在這個基本理論的指引之下所作的一種嘗試。

只要索隱紅學認為《紅樓夢》是愛情小說加上民族主義，新典範不會與索隱紅學相衝突。除非索隱派堅決認定《紅樓夢》僅是一部宣揚民族主義的政治作品，種種愛情故事不過是掩飾主題的煙幕，則索隱派便會和新典範發生正面的抵觸。

至於「鬥爭論」，由於其偏重作者在政治、社會方面的意圖，特別是在暴露「封建社會的階級鬥爭」方面，對作者全力建構的精神世界「太虛幻境」和「大觀園」不予認真、全面的了解。此一意義上，新典範與之頗有距離。

新典範直接承考證紅學之弊而起，故此，是對考證紅學的一種紅學革命。可是，它並不需要完全否定考證紅學。相反地，考證紅學的成績，對新典範而言，仍是很有助於理解的。余氏說：

最要緊的，「自傳派」考出《紅樓夢》的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不出一手，對於這部小說的內在結構的分析是極為重要的。至少就新「典範」到現在為止的研究結果來看，這前後兩部分之間是有著嚴重的內在矛盾的。表面上，前八十回中的人物和故事在後四十回中都有交代。但深一層分析，前八十回的「全部意義」在後四十回中卻無法貫通，或遭到扭曲。在這一方面，「自傳派」的工作還不夠深入，新「典範」仍大有發揮之餘地。

又說：

新「典範」之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傾向於支持「自傳說」，是因為一般地說文學作品，特別是小說和戲劇，確包含著不少作者的「自傳」成分。這是文學史上的常識。但新「典範」同時又必須強調，《紅樓夢》作者的生活經驗在創造過程中只不過是原料而已。曹雪芹的創作企圖 - 即他的理想或「夢」- 才是決定《紅樓夢》的整個格局和內在結構的真正動力。「自傳說」之陷於困境而無由自拔者，即由於完全用原料來代替創作，想把《紅樓夢》中的人物、故事以至一言一語都還原到曹雪芹的實際生活經驗中去。

概言之，一方面，新典範十分尊重考證紅學的成績，對《紅樓夢》作者及其家世背景、撰述情況所知越多，越能把握作品的「全部意義」。另一方面，新典範力求突破考證紅學的牢籠，從而進入作者的精神天地或理想世界。《紅樓夢》中有現實世界和理想世界之分，紅學研究中也同樣有兩個不同的世界 - 作者生活過、經歷過的現實世界或歷史世界，以及作者所虛構的理想世界或藝術世界。

最後，余英時表示，新典範將引導《紅樓夢》研究進入廣義的文學批評範圍，而不復為史學的界限所囿。其中縱有近似考證式的工作，但這類工作仍是文學的考證，而非歷史的考證。新典範在紅學從歷史轉變到文學的過程中起著最重要的橋樑作用。

他又讚揚王國維是最早而又最深刻的從文學的觀點研究《紅樓夢》的人，說：

此後考證派紅學既興，王國維的＜評論＞遂成絕響，此尤為紅學史上極值得惋惜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