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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台灣人讀鍾理和（一）：現代台灣人不正常的閱讀喜好，是白色恐怖尚未離去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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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單純、美好、不帶任何政治意涵的文學，是現代台灣人的文學閱讀喜好。乍看之下言之成理，但是在我開始接觸經典作品之後，就漸漸發現這個閱讀喜好的不合理：因為古往今來的重要作品，都是對人類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的深刻之作，以國父孫中山先生對政治的定義「政治為管理眾人之事」來看，這些強烈影響眾人的重要作品，或多或少都有政治意味而變得「不單純」，更不要提那些本來就很政治的作品，比如說屈原的《離騷》、但丁的《神曲》…等等。
簡而言之，以台灣人這種「單純、美好、不帶任何政治意涵」的閱讀喜好，會把所有古今中外的經典作品都打入地獄！不過這樣的閱讀喜好，直接證明了台灣戒嚴時代白色恐怖的威力有多麼的強大，一直到2022年都還在影響台灣：因為在戒嚴時代，作品不夠「單純、美好、不帶政治意味」的作者，可是會被送到火燒島去的；所以即使解嚴三十年了，這樣不正常的閱讀品味依舊還揮之不去。
如此不正常的閱讀品味，深深影響了我們對鍾理和的認知。
入選國文課本的鍾理和的作品有《草坡上》、《做田》、《賞月》、《貧賤夫妻》、《我的書齋》，完全保留了戒嚴時代對文藝作品「單純、美好、正向」的要求，這些作品有的讚頌台灣田園之美，有的強調努力生活的不屈不撓，有的充滿安貧樂道的情懷，完全看不出鍾理和因同姓之婚奔逃、因病家道中落、被退稿退到無路可去的痛苦。
想了解鍾理和的人生波折，其實應該要讀他的《同姓之婚》，這篇短篇小說描寫他反抗傳統束縛、和妻子台妹私奔到中國東北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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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和兩個小孩過了一個忙亂的元旦。在深夜時刻，看到朋友傳來的解籤網站，興致勃勃熬夜體驗了一下，覺得非常好玩，或許有人玩過了，但還是想寫上來分享紀錄一下~
1970年代台灣文學研究仍得設定中國框架，框定台灣文學的地方性、民族性才得以在當時進行。
因此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雖然看起來是在討論寫實主義和鄉土視角，但實際是在壓抑／醞釀台灣的主體意識，也因此余光中才扣得上工農兵文學帽子，余光中的狼來了在說鄉土文學是共產黨、是台獨才那麼有殺傷力
再次回到1970年代，1970年代是戰後台灣文學研究重要的階段，但在戒嚴、白色恐怖時期，「台灣文學」──就算當時不是所謂「台獨」，仍舊具備主體意識、台灣意識，如何才能夠被當局允許？
或許問另一個問題就可以理解：「為什麼談台灣文學研究會自楊逵和鍾理和，以及日治時期開始？」
戰後真正要說「台灣文學研究」──與台灣相關、在台灣書寫、台灣人書寫文學開端，大概還是得從1970年代算起。
「愛是一種感覺，你難道沒有感覺到？」
「沒有，我只感覺到你把我當作玩物，希望從我這裡得到情欲的滿足。」
本文介紹了臺灣戒嚴時期文學主題以及四個文學團體的因應方案。透過介紹不同的作家與他們的作品風格取向，突顯出在戒嚴政策的底下，文學界選擇了與政府前呼後應、曲折避開，或直球對決的不一而足的態度。
台灣的50年代文學，是懷鄉、反共與戰鬥文學興盛期，也是由政府主導文學走向的特殊文學時代，是時自由主義的風氣固然受到壓抑，文學作品的政治價值遠勝過藝術價值，但無論如何，這畢竟是一段特殊的文學歷史，台灣新文學無可磨滅的一頁。
當年，司徒衛（1921-2003）《書評集》和《書評續集》，正為1950年代
這次《逆流：鍾理和與鍾肇政書信錄》的發行，我好奇的將已經絕版的《臺灣文學兩鍾書》找來閱讀，過程中彷彿閉上雙眼就能穿越時空看見他們伏在案上寫信給對方的模樣，好幾度，那些或是隔空打氣、或是訴說頹喪的情感，一再如力透紙背般的渲染上我眼眶裡，令淚濕衣襟。
日本的屋瓦片是黑色的、台灣的屋瓦片是紅色的，有段時間從天空看下來，台北的天空就是這兩個顏色交織著，現在也是兩種顏色交織，只是變成藍和ㄌ
關於台海危機，每個台灣人心裡或許都有不同的看法，我這輩人（30歲上下）經歷過太陽花，對中共或是國民黨的厭惡大多都溢於言表，但是每當想到『萬一』中共真的打過來之後會發生什麼，想像就會在此中斷，我們雖然很熟悉被『殖民』後的下場，歷史課本裡都有寫，但是畢竟出生於承平時代，沒有經歷過國家動盪，實在難以將
白色恐怖是台灣歷史非常悲傷的一頁，而且實際上白色恐怖的遺緒至今依然存在，陰魂不散。
1947年發生二二八大屠殺，之後三月清鄉，台灣人死傷無數，
但落後民族統治文明民族的原則不會改變，就是殺。
於是文明水準完全跟不上台灣人的國民黨政權，只能用更殘暴的方式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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