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少年

知道楊偉中出事，是高中老友許銘全在一個老同學群組傳的訊息。一瞬間回憶閘門大開，三十多年的記憶洶湧而來。

楊偉中是我的同學，高中同屆但不同班。幾位他學生時代的至交死黨，也是我的朋友，於是我也勉強可以算是他的朋友了。那群死黨有男有女，大抵都是十六七歲便認識的，互相見證過彼此亂七八糟的青春。楊偉中離世，我們這群年近五旬的同輩人，一夜之間紛紛掉回青春期，恍恍惚惚。

往事如漩渦翻攪，想起來的都是小事。

少年記憶中的楊偉中，總是穿著藏青色建中夾克，身材修長，早熟地駝著背，書包垮垮墜在肩上（裡面塞著文史哲磚頭書），一臉憂悒的微笑。幾綹頭髮斜披著，襯著好看的雙眼皮，眼神滄桑而銳利，永遠帶著奔走半途那種疲倦的表情。說起話來低沈磁性，很適合當廣播人，或革命家。

高二下學期許銘全當了建青社長，我是社團唯一的幹部，兩人經常得去訓導處立正聽訓。那年學校事先完全沒說，就在原本有「沙漠」之稱的操場種了草皮，並且封閉一學期不准同學進入。許銘全請楊偉中寫了篇專題報導，我們還設計問卷做了民調，過半同學不贊成校方的做法。我從搖滾專輯設計大師Hipgnosis的作品輯找到一幅1972年的唱片封面當插圖：三人或站或蹲，在一大片荒蕪乾裂的土地上俯首觀看，正好呼應「沙漠」主題。結果訓導處不准我們登那篇文章和問卷調查結果，只留了一篇訪問行政主任的稿子。那幀照片還是留在了校刊內頁，兩頁之間冒出一片荒原。

還有一篇文章也是楊偉中寫的，也被訓導處斃掉了，標題是「民主‧ 中國‧ 夢」。內容我完全不記得，可能寫到了對岸「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風波，也可能寫了台灣解嚴前後的政治體制改革。總之，訓導處認為過於敏感偏激，勒令撤稿。那篇文章的開篇版面都做好了：我們請書法社同學用粉筆把「民主‧ 中國‧ 夢」大剌剌寫在社辦門口轉角水泥斑駁的牆面，連同作者「楊偉中」三個字，拍成照片貼在完稿紙上。拍照的傍晚正好放學，每一個經過的同學都駐足側目這壯觀的壁書。沒多久主任教官聞風而至，氣急敗壞命令我們立刻把它洗乾淨。「污染牆面」事小，主要還是「民主」和「中國」這四個大字放在一起，讓他感到莫名的危險吧。

多年後回想，那面牆上的五個大字，好像預告了楊偉中大半生念茲在茲的關鍵詞。

建中集合了一群最聰明也最不受管的高中生，身處其中，我總覺得自己晚熟而笨拙（其實現在仍然是），尤其在楊偉中那樣的同儕面前。他十七八歲讀的書應該早已超越研究所碩士程度，身心發育與經驗都遙遙領先，連吸菸和罵髒話的姿態都極之流利自然。遇到他，我總隱隱有點自卑，有點不甘願。

革命，曾經是那年頭一群青年血液中湧動的密碼。只不過具體怎麼個革法，需要學習。學長姊請坐過牢的政治犯前輩、社運先驅和左翼教授來講台灣人抗爭史，講現實主義文學，帶高中生辦讀書會，搞校際串聯。楊偉中在建中留級一年，比我晚一屆上大學，但我記憶中他早就穿著建中夾克混在那些大學生和社運人士之中，提前以高中生身分過著大學浪人的生涯。

我開竅得晚，高中時勉強過自己讀彼時仍是禁書的魯迅、沈從文、巴金、老舍，卻是船過水無痕，什麼也沒留下。建青社辦桌上看到過許銘全讀到一半的《台灣人四百年史》（多年後才知道他和楊偉中在比賽誰先讀完），還有一整排社團同學戴廣平用社費購置的人間出版社《陳映真全集》，儘管觸手可及，我卻都沒有翻開。那時我的聖經是《創世紀詩選》和《瘂弦詩集》，同屆的徐雋攬下當期校刊二十八頁的愛倫坡專題，閉關在家翻譯、考證、編輯、寫專論、畫插圖、做完稿，一個人完成了所有工程，而我寫了二十四頁的披頭音樂大剖析。我們各自用不同的方式構築世界觀，觸目所及都是啟蒙的光芒。

校刊出版之後，學校再也無法忍受我們這群不受管的小鬼把持建青社，下令解散社團，校刊改由訓導處遴選編輯委員，由各班派代表交稿集結成冊。我們聯絡畢業學長發起抗爭──老建青學長們已經為大學法改革上過街頭，經歷過「自由之愛」，早有和學校官僚交手、衝撞體制的經驗。加上當年屢受審查打壓，舊恨未消，他們很快把我們組織起來，分頭出擊：一方面幫我們起草宣言，歷數《建青》多年來如何橫遭審稿制度羞辱。另一方面讓我們串聯班代表和各大社團，連署抗議聲明。也有人去找同情我們的老師，請他們支持。兩份傳單連夜送打字，快速印刷幾千份，次晨上學時間，學長就在校門口附近把傳單全發了。他們說：校方可能看高中生未成年，直接把我們抓去記過甚至開除，學長沒這顧慮，他們來發就好。

那天星期六，要上半天課。我們怕教官跑到教室抓人，各自翹了課，我好像是窩在圖書館外面的走廊，心神不寧地度過了四堂課，等其他人帶消息來。後來聽許銘全說：他們和學長林致平、徐永明直接去找校長李大祥談判，徐永明先聲奪人，拿著椅子就要摔，把他嚇了一大跳。

那是我親歷的第一場「學運」，結果大獲全勝：學校撤銷了解散社團的命令，也沒有人被秋後算帳抓去記過。後來學弟編的《建青》，感謝支持我們的老師居中協調，審稿尺度也寬鬆了些。前兩天許銘全回憶這段往事，說這是楊偉中和大學學運圈的初次接觸，開啟了他和那些學長的多年因緣。

升高三的暑假，許銘全和楊偉中糾集了一群同學和小一屆的學弟妹組織讀書團體，命名「人文青年」，在台大對面的茶館「人性空間」開過幾次會。他們想為學弟妹建立一個跨校的行動組織，我卻對這些意圖懵然無知，也沒有興趣讀那些硬梆梆的運動理論和當代史。那時我瘋聽搖滾，耽讀四五十年代的現代詩，著迷達達和超現實主義，一心嚮往六十年代的嬉皮公社──當時想像也只不過是披散著頭髮大聲聽搖滾，抽抽香菸寫寫詩，以為那樣的頹廢就是「解放」了。我還很中二地寫了一篇頹廢宣言，學妹拿去當眾朗讀，大家都笑了，但我記得楊偉中表情很不好看。那時候我就知道，彼此實在不太可能是同一掛的。

許銘全和我一起考上台大中文系，楊偉中則留在建中帶讀書會。第二年他考上台大法律，和許銘全都參加了學運社團「國際社」。他們和學運社運圈的學長經常在溫州街羅斯福路巷口「五福大廈」的租處開會，讀各種簡體書，擬定抗爭策略，儼然革命基地。後「野百合」時期校園氣氛始終騷動，各種抗爭一觸即發。偶爾在小福買便當就會拿到快速印刷的傳單，標題字跡潦草，搭上模糊照片，呼籲大家趕快去立法院支援抗爭同學，那是幾個小時前他們和鎮暴警察推擠衝突的紀錄。沒有手機沒有網路的年代，動員也只能用這樣手工業的方式。

台大社禁解除，審稿制廢止，一夕之間冒出幾十個新社團，大家都在編刊物，都對校園對社會對世界有很多意見，充滿了啟蒙和被啟蒙的焦慮。青年人作文喜歡宣言式的熱血，「惟有……方能……」這樣的句式，初讀十分上腦，看多了卻很疲乏。那些刊物，除了老牌的《大學新聞》維持學長姊一貫的好品味，多半充滿義憤但版面醜陋文筆不通。大一那年我認識了文代會的學長黃威融、林哲之，加入他們創辦的《台大人文報》，也編起了刊物，其中也是有不甘心，不相信校園刊物只能做成那樣。他們虛構了一個叫「人文藝術工作室」的單位，試圖在革命狂飆的時代探討文藝的可能性。我喜歡這個社團，並且從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找到一句座右銘，作為面向革命青年的叫板：「這些傢伙的敵人根本不是國家體制，而是缺乏想像力。」啊是的，那時候我反動而且驕傲。

偶爾我也會去活動中心學運社團聚集的二三八社辦找朋友，在那裡我拿到過一捲錄了各種版本「國際歌」的卡帶。有一天偶遇楊偉中，那些年他一面投身工運，一面串聯跨校左翼讀書小組。我們打完招呼，乾巴巴地找不到話聊，於是他問我都還是在聽音樂嗎？我說是，並掏出包裡的搖滾錄音帶。他看了一眼，露出一貫疲倦的微笑，呵呵兩聲，客氣地說這個他不懂。那時我感覺彷彿被居高臨下地打發了，暗暗生起氣來：在革命的世界，難道只容得下革命的藝術麼？那是我青春時代始終過不去的疑問。

但我們確實以為那是危急存亡的時代，連我這個「文藝青年」（當年這已是罵人的詞）也曾靜過幾次坐、遊過幾次行、呼過口號唱過戰歌，看過鎮暴警察在我眼前把工會幹部打得頭破血流。我不知道那些比我飽學早熟的同儕，是怎樣找到美學與革命結合的出口，我只知道自己始終沒有找到。儘管人到中年，遭逢造反者翻騰的熱血仍會激動，那或許只是對自己終究還是錯過了另一種青春的補償。

後來楊偉中在不同的組織中戰鬥，輾轉於對立的陣營，引發一場場論戰和分裂，那些都離我很遠了。這些年我們見過幾次面，都是在朋友的婚宴。他總是帶著太太，逗著女兒，一臉慈祥和氣。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兩個月前一場同學聚會。老朋友們口沒遮攔，直接拷問他這一路人生各種曲折的選擇所為何來，他仍是那樣疲倦地笑著，輕巧地答了。聊到他正供職的黨產會，他很低調地說：唉唷沒有什麼，不過就是混口飯吃。但我想，同學們都不會相信他的場面話。

事發之後，知道他正準備入閣擔任勞動部次長。或許，兜兜轉轉三十年，始終是要向青年的自己交代吧。這答案，如今是永遠得不到了。那日聚餐散會，我和妻陪他順路走了一段，我依然乾巴巴地找不到話說，妻於是問他和妻女分隔兩地，奔波來回的辛苦。他無奈地說：真的很累，但也沒辦法，能陪就盡量陪。然後他揮揮手，走下捷運站。當時不知道，那駝著背穿著西裝的身影，就是最後一眼了。

楊偉中離世這幾天，往日種種不斷浮現，連同數不清的早已失效的許諾。我無法在舊友的死亡中尋找意義：歲月並不會先問你成熟了沒有，抵達了沒有，才讓你心安理得地變老或不老。也是少年死黨的李達義在老同學群組寫了一句話，我怔怔盯著，想了很久，抄在這裡──「青春本來就是和死亡深深連結的，只是我們都要很後來才知道。」

（刊於《財訊》，刊出版較短，這是增補後的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