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 2021/05/17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庶民生活的寫照:日本浮世繪─東京富士美術館典藏精選展在臺灣(上)

圖一  「日本浮世繪─東京富士美術館典藏精選展」主視覺,筆者攝於國立臺灣美術館。
圖一  「日本浮世繪─東京富士美術館典藏精選展」主視覺,筆者攝於國立臺灣美術館。
「浮世繪」為日本十八、十九世紀於江戶(現東京)、上方(現京都、大阪一帶)地區出現的彩色版畫,其主題包羅萬象,包含繪製當時歌舞伎的名演員、風化場所的美人肖像、江戶一帶的風景畫及風俗畫、甚至是展現繪師功力的春宮畫等等,皆與當時的庶民生活息息相關。浮世繪作品在日本藝術史的脈絡中,亦是重要的一環,這些圖像的形成與目的,不再只是為了服務貴族及官員,而是因平民需求而起,不但反映當時平民社會的景象,亦是投射他們對於生活的想望。
有趣的是,這些大量複製印刷的版畫,在當時並不被視為高等藝術,然而在經過散播至歐洲並引起現代主義藝術圈的轟動、甚至將浮世繪的圖像及構圖融入作品後,浮世繪在歐洲的廣傳使得浮世繪的藝術價值大為提昇,這些圖像不但是當時歐洲人對日本文化的第一印象,更成為收藏家與博物館至今仍爭相收藏的珍品。也因此,目前擁有豐富的浮世繪典藏的博物館,不僅限日本當地,舉凡美國的波士頓美術館(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英國的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等歐美各大博物館皆有豐富的典藏,並不定時舉辦浮世繪特展。
今年,國立臺灣美術館與台灣創價學會共同主辦了「日本浮世繪─東京富士美術館典藏精選展」,即是將東京富士美術館的浮世繪典藏,精選了一百件精品,跨洋渡海至臺灣,於2016年6月4日至7月31日,進行近兩個月的展覽(圖一)。這檔展覽的主要特色,首先展示了葛飾北齋的《富嶽三十六景》及歌川廣重的《東海道五十三驛站》等等為浮世繪喜好者熟悉的經典作品;此外,除了江戶浮世繪,亦展出上方浮世繪的作品,觀眾可以一窺在不同地區發展的浮世繪作品,其風格及主題各異其趣之處。本文將以此展覽所展出的作品為中心,簡介浮世繪的源起與發展,並挑選數件重點作品做較深入的介紹。
浮世繪的興起與製作過程
談何謂「浮世繪」,首先從它的名稱由來談起。「浮世」,普遍的說法,源自佛家用語,在十五世紀之後被解釋為「塵世」或「俗世」,意指現下所處的世界。又因「浮世」的讀音與「憂世」皆同為「ukiyo」,也衍生為厭世之意,到了十六世紀之後,則亦用來諷刺、描述江戶時期動璗不安的人生百態。浮世繪取其義做為其藝術形式的定義,也正是因為浮世繪所描繪的主題,皆與當時大眾的喜好、生活與價值觀密不可分。
浮世繪的興起年代,大約可上溯至十七世紀。自德川幕府(1603-1867)取得政權,將幕府首都自京都遷至江戶後,江戶除了成為政治中心之外,其社會階級也逐漸產生流動,昔日專屬京都貴族的藝文娛樂一如能劇及狩野派繪畫,也傳至江戶。富商的崛起,更是加速歌舞伎與吉原花街在江戶蓬勃發展,使得庶民也有機會在日常工作之餘,能享受這些通俗的娛樂。浮世繪的盛行亦是,英挺的歌舞伎演員(役者)身著劇服,擺出配合劇情的生動姿勢,是為「役者繪」;而貌美嬌媚的太夫、遊女等肖像,則為「美人畫」。
初始浮世繪的製作方式,並非現今大眾熟悉的木刻版畫,而是繪師接受富商委託手繪單色或彩色的「肉筆浮世繪」,同繪畫一般,每幅肉筆畫皆獨一無二,自然所費不貲。因應大眾對於平價浮世繪的需求,繪師菱川師宣(1625-1694)於1680年間首度發行了單色的木刻浮世繪,爾後繪師鈴木春信(1725-1770)更在1765年間,成功製出多色套印的彩色浮世繪,「錦繪」於是誕生,將浮世繪的創作推上更高峰。
浮世繪的製作過程,在當時已透過分工來完成。首先由「繪師」創作原稿,接著交由「雕師」按原稿在木板上刻樣,最後再由「摺師」負責進行一色一板的印刷。其印刷方式依照浮世繪類別而異,如初期的「丹繪」、「赭繪」皆為墨刻後再手工上彩;「紅摺繪」則為以紅色為主、二到五色的套印;「錦繪」則是五色以上的套印。在套印時,其印刷效果也會因摺師使用的擦拓用具「馬連」,而產生不同的紋路。
這些相較廉價的浮世繪作品,在當時大量印製發行,風靡社會,最後促使德川幕府限制每件浮世繪只能印製兩百份控管數量,同時過濾指涉當朝幕府與武士的作品,是以武士為主題的「武士繪」數量,相較於其他類型少了許多。
江戶浮世繪及上方浮世繪
自浮世繪問世後,不同風格的浮世繪作品,自然產生不同的流派。大眾較為熟悉的流派及繪師,較多為來自江戶。早期有以美人畫聞名的懷月堂派、奧村派、及同時以役者繪和美人畫見長的鳥居派;爾後出現極具個人特色的繪師,如鈴木春信、喜多川歌麿(1753-1806)、東洲齋寫樂(活躍於1794-1795),還有中期成為大家的歌川派、葛飾北齋(1760-1849),晚期則有月岡芳年(1839-1892)等等繪師。
事實上,除了江戶,現包含京阪的上方地區亦有浮世繪發展的脈絡。相較之下,江戶浮世繪著重將人物姿態、面部表情理想化的描繪,上方浮世繪則是講究歌舞伎劇本與演員之間的關係,其演員姿勢、穿著與空間構圖更為細緻典雅,有時亦可見受宋元畫影響的狩野派蹤跡。早期有著重文學性與狩野派技法的繪師西川祐信(1671-1751)與勝川春章(1729-1792),後有戲畫堂蘆幸(活躍於1813-1833)、壽好堂芳國(活躍於1813-1832)、柳齋重春(1803-1853)等等繪師。
浮世繪的發展到了十九世紀,因為明治維新推行西化的政策,衝擊了許多手工業產業,最後隨著德川幕府的式微而走向了晚期,結束為期近三世紀的璀璨時光。
當百件珍品來到臺灣
圖二  喜多川歌麿,〈庭訓 老實人〉。享和2年左右(c.1802),木版多色刷,大判錦繪。38.4 × 25.4 cm。東京富士美術館館藏。
臺灣大眾對浮世繪的印象來自日本電影、文學、甚至大眾流行的符碼,實際上在臺灣觀賞浮世繪真跡的機會並不多。今年於國美館主辦免費的「日本浮世繪─東京富士美術館典藏精選展」展覽,首先以葛飾北齋的代表作之一〈富嶽三十六景 神奈川沖浪裏〉做為主視覺,除了吸引熱愛浮世繪的觀眾前往參觀,亦讓未曾接觸的觀眾,有機會認識這貼近大眾生活的藝術。
當觀眾進入展覽空間,會發現展覽以葛飾北齋的經典名所繪(風景名勝畫)作品《富嶽三十六景》做為整個展覽的起始,接著為歌川廣重(1797-1858)的名所繪《東海道五十三驛站》及其他江戶浮世繪作品,包含喜多川歌麿筆下,足見美女媚態的〈庭訓 老實人〉(圖二)、歌川派的歌川豐國(1769−1825)和歌川國貞(1786−1865)的役者繪(圖三),及歌川國芳(1797-1861)的作品等等。
圖三  歌川國貞,〈第五代松本幸四郎所飾之惡七兵衞景清、第二代中村芝翫所飾之惡源太義平、第五代瀨川菊之丞所飾之常磐松實為玉藻前之靈〉(三聯幅)。文政11年(1828),木版多色刷,大判錦繪。38.9 × 26.1cm、39.0 × 26.2cm、38.9 × 26.1cm。東京富士美術館館藏。
再往內走,觀眾會發現展覽使用不同的展牆顏色區分依浮世繪的區域,江戶浮世繪區的展牆為薄荷綠色,而上方浮世繪區則為淡粉紅色。
走進上方浮世繪區,則可見作品以役者繪為主,可見戲畫堂蘆幸、壽好堂芳國(圖四)、丸丈齋國廣(活躍於1815-1843)、柳齋重春、春曙齋北頂(活躍於1830-1844)等繪師,展現上方地區繪師描摩生動的歌舞伎演員神情與細緻的服飾之外,在空間及背景構圖的細節處理上,富有詩意及象徵意涵。
圖四  壽好堂芳國,〈第二代中村芝翫所飾之熊谷治郎直實〉。文政9年(1826),木版多色刷,大判錦繪。39 .0×26.4cm。東京富士美術館館藏。
(原文〈庶⺠⽣活的寫照:⽇本浮世繪─東京富⼠美術館典藏精選展在臺灣〉刊載於《 ⼤觀》雜誌,第82期,2016年7⽉號,⾴88-95。) *本文圖片皆為當年國美館新聞稿資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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