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黃金時代的瓷器貿易—淺談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的瓷器(上)

王幸慈
王幸慈
本文發佈於博物館觀察實錄
11
2021-04-29
|閱讀時間 ‧ 約 8 分鐘
圖一 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外觀
  荷蘭,這個遠在歐洲大陸西方一隅的國家,國人對它普遍的印象及認知,除了來自歷史課本裡提及四百年前,荷蘭曾是臺灣短暫的殖民國之外,剩下的大半透過大眾媒體而得知的數個印象:風車、鬱金香、腳踏車、起司。   較鮮為人知的是,荷蘭為西歐其中一個君主立憲的民主國家,其正式國名為尼德蘭(the Netherlands/Nederland),它的國土略大於臺灣,人口卻只有臺灣的七成。而荷蘭與亞洲的相互影響,不只限於政治、航海、貿易、宗教,在文化及藝術上的交融,更是自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VOC)向東遠征開始,跨越海洋及地域的藝術風格和技法在異地生根、內化,至今演變出獨樹一格的樣貌。最廣為人知的,便是中國明代萬曆年間(1573-1620)大量製造的景德鎮青花瓷,除了成為荷蘭藍陶(Delftware)的濫殤,亦是日本伊萬里瓷(或稱作肥前瓷器)最初仿造的瓷器器型和圖案範本。   討論荷蘭─中國─日本三角跨國瓷器貿易的著作並不罕見,至今在中國、日本、臺灣、荷蘭、甚至東南亞國家的各大博物館亦有豐富的館藏,而本文希冀藉由荷蘭國立民族學博物館(Rijksmuseum Volkenkunde)館藏為出發點,進一步將荷蘭東亞收藏的探討範圍擴張至位於荷蘭漢學重鎮萊登市(Leiden)的日本博物館(Japanmuseum SieboldHuis)及藍陶起源地臺夫特市(Delft)的王子博物館(Museum Prinsenhof Delft),將三個博物館的瓷器收藏做成具脈絡的介紹。
民族學博物館中日館藏概況
圖二 左:平戶燒儲酒器 1775∼1829 產地日本 右:19世紀晚期 明治花瓶 產地日本
  民族學博物館的歷史悠久,成立於一八三七年,為世界最早成立的民族學博物館之一,它位於南荷蘭省的萊登市,從Leiden Centraal火車站的前門出發,往前直行約三分鐘,越過一座小橋,即可見它矗立在運河旁(圖一)。其建築原址為萊登大學醫學中心(Leids Universitair Medisch Centrum),在醫學中心與醫院遷至火車站後方後,此處便成為現今民族學博物館的位址。   博物館展場分為特展區和常設展區,年度的大型特展由館內研究員策展,結合館藏和年度主題,展示不同地區的宗教、工藝與文化。常設展區則是使 用人類學的分類方式,以地區為界而分出亞洲館、大洋洲館、北美洲館、非洲館、歐亞館,再以民族和國家細分子區,例如亞洲館則是將東亞區獨立成子館,再劃分成中、日韓兩個展區。走進東亞館,迎面而來是日韓區的收藏。   整體而言,日本展區的陳列並不以年代做為脈絡,而是以器物的用途及種類來區分,其中不乏十八世紀後做工精細的漆器、屏風、瓷器等等(圖二)。然而,場中有一部份以日荷交流為主題的方式陳列展品,亦是民族學博物館的重點館藏─ 荷蘭東印度公司委託日本長崎製造的伊萬里瓷收藏。
圖三 17世紀出島模型
  博物館製作具建築和街道的房屋模型,並將館藏中出現荷蘭人肖像的浮世繪製作成解說影片,試圖重現當時滯日荷人的居住與活動地點,也就是當時隸屬肥前國的人工島、現為長崎市一部份陸地的出島(Dejima)(圖三)。同時,民族學博物館亦與長崎復元整備室(Dejima Restoration Office, Nagasaki)合作,長期展出日本在十七世紀與荷蘭人貿易時所留下的陶瓷和餐具(圖四)。
圖四 18世紀 有田燒殘片 挖掘於長崎市, 白瓷瓶上的字Japansch Zoya為日本醬油的荷文
  中國區在東亞館的盡頭,觀眾需穿越日韓區才得以進入。甫踏進中國區,即可看見佛教的十八羅漢像排列在左右兩面牆上;筆者於二〇一二年首次參觀時,牆上陳列的是道教裡各種位階的神祇。可能是策展人的偏好,也可能是限於空間,這樣陳列的方式,或多或少給予觀眾宗教在中國非常重要的印象。中國區的陳列方式與日本區迥異,基本上以年代為序並結合不同主題,從先秦至民初,展示青銅器、唐三彩和陶瓷等器物,並懸掛清末民初畫家的繪畫,包含徐悲鴻、傅抱石、林風眠和齊白石。在瓷器展示的選擇上,以中國瓷器的發展及演進為主,包含彩瓷、青瓷(圖五)、青花瓷(圖六)。   除此之外,博物館在中國館另陳列了一系列清末民初的攝影作品, 觀眾可透過作品一窺當時的平民市景。這些相片來自三位一九〇〇至一九二〇年代旅居北京的荷蘭人:駐京使節A.C. van Citters、攝影師E.C. Le Munyon和漢學家J.J.L. Duyvendak。
圖五 中國區的彩瓷、青瓷陳列方式
圖六 18世紀 清代青花瓷 產地中國
從中荷貿易到日蘭貿易   何以荷蘭的博物館不只注重他們與中國的貿易,亦特別強調他們與日本在十七世 紀時的貿易往來?得先從當時的國際情況開始說起。   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一六〇二年於阿姆斯特丹成立之後,獲得尼德蘭共和國的許可,擁有發行貨幣、自組傭兵、代表國家與他國訂立條約、行使殖民與統治的權力後,便開始出海進行跨國的貿易,前往富含香料、瓷器、絲綢的遙遠東方。東印度公司成功佔領巴達維亞(今雅加達)之後,便以巴達維亞為貿易的轉運站,擴張版圖至遠東,也就是中國和日本。自一六〇三年於阿姆斯特丹拍賣會中國瓷器大獲好評之後,荷蘭東印度公司深知,中國瓷器在歐洲已成為異國收藏的珍寶,大量輸入中國瓷器回歐洲市場為勢在必行,便以江西景德鎮的青花瓷為首要貿易目標。   擁有瓷土燒製技法的景德鎮,曾在萬曆年間接受東印度公司大量的訂單。為了製 作專門銷售歐洲的瓷器,匠工們迎合歐洲人的對於瓷器外型和圖案的喜好,甚至以西方的宗教、風景、人物圖像取代中國山水、人物畫的構圖和風格。雖然景德鎮瓷器風行一時,然而好景不常,由於明代的海禁政策和內戰頻繁,加上一六四四年景德鎮窯場發生火災,外銷瓷產量大減,東印度公司與中國的貿易愈發困難,甫研發出製造青花瓷技法、且大量模仿中國瓷器的日本伊萬里瓷,便成為荷蘭人眼中景德鎮外銷瓷的替代品。   當荷蘭人前往日本時,正值德川幕府時期(1603~1868)鎖國時期,經過多次的鎖國令,荷蘭商館於一六四一年從平戶遷到出島,取代原本和長崎進行買賣的葡萄牙商館,成為日本當時唯一進行國際貿易的對象。由於嚴格的鎖國制度,日本居民除了公事外不得進入出島,荷商也只能於出島上活動,不得靠近長崎沿岸,通商季節只限冬季。從當時的史料記載和浮世繪上的文字可知,這些日本人口中的「阿蘭陀人」駐守出島,直到一八五九年荷蘭商館因簽訂《日蘭和親條約》而關閉,最後得以自由進入日本本土進行貿易。而荷蘭人對於日本的影響,不只是帶來異國貨物、增加日本瓷器的訂單,更是促進日本的科學、醫學接受西洋技術的刺激,這些學科總稱為「蘭學」。
(原文〈荷蘭黃⾦時代的瓷器貿易─淺談國立⺠族學博物館的瓷器收藏〉 刊載於《⼤觀》雜誌,第67期,2015年4⽉號,⾴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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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關於國內外博物館、美術館、展覽敘事的觀察實錄,希望透過多元角度的討論,挖掘藝術史學者、策展人和藝術家如何將他們的論述與作品呈現在觀眾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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