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七 右：景德鎮克拉克型青花瓷 1620～1645 產地 左：仿中式克拉克型台夫特藍陶 1650～1675 產地荷蘭
外銷瓷的經典款：克拉克型青花瓷
縱觀荷蘭境內擁有豐富中日瓷器館藏的博物館，包含位於阿姆斯特丹的國立博物館（Rijksmuseum, Amsterdam）、呂伐登的公主陶瓷博物館（Keramiekmuseum Princessehof, Leeuwarden）、臺夫特的王子博物館等等，可發現外銷瓷的種類多，在不同的時期，會因著上釉、鑲嵌金屬材質的技術演進和圖像的風格轉變，而有不同的呈現。十七世紀初多以繪有中國山水、花鳥的餐具、瓷盤為大宗，到了十七世紀後期，則是出現許多結合歐洲圖像、甚至是純觀賞用途的瓷像和獸形瓷等等。
然而其中有一種青花瓷樣式，自東印度公司開始遠東貿易時，即為常見的商品之一，名叫「克拉克型青花瓷」（Kraakporselein）。此名可能來自一六〇三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掠劫一艘載滿中國瓷器、可能為三或四桅的的葡萄牙大帆船 （Carrack），船上的瓷器在運回阿姆斯特丹後，在拍賣會中以高價賣出。故這批以「開光」造型裝飾表面的瓷器，就被稱為Kraakporselein。
所謂「開光」，是在器物表面上繪製用邊欄分隔畫面的形式，在欄中再添上花鳥、人物、吉祥字樣等，為中國常見的青花瓷樣式之一。而初始模仿中國青花瓷的伊萬里瓷，自然也承襲了克拉克型青花瓷的造型。 筆者透過使用民族學博物館的線上館藏資料庫，查閱到博物館收藏不少中國及日本製的克拉克型青花瓷，且不乏將「VOC」字樣融入花鳥圖像的構圖。可惜的是，它們目前並未有系統地公開在館內陳列。
臺夫特藍陶的崛起
欲研究青花瓷在荷蘭的重要性和深遠影響，位於南荷蘭省的臺夫特市必為首要探討的地點。十七世紀時，臺夫特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母港，當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隻滿載瓷器回荷蘭時，會先在臺夫特的港口進行卸貨。因而臺夫特得以接觸第一手來自遠東、不久之後即將分售至全歐洲的東方瓷器。
然而，若是外銷瓷貿易的過程中毫無波瀾，青花瓷便只是青花瓷。跨國藝術深度交流的產生，有時往往是來自外在的需要及急迫性，伊萬里瓷大量生產青花外銷瓷如是，台夫特藍陶（Delftware）亦是。在明神宗駕崩之後，中國政治情勢不穩，連帶影響當時景德鎮瓷器的生產，外銷瓷的產量因而短缺，供給遠遠不及歐洲市場廣大的需求。面對這樣的困境，荷蘭人便決定自行製造青花瓷，在一六五〇年代在臺夫特成立藍陶窯廠，在無法獲得青花瓷燒製技術和瓷土的情況之下，使用自有的技術來模仿青花瓷的燒製技術和繪圖樣式，再販售給其他歐洲皇室和貴族。
這時，值得一問的是，藍陶與青花瓷在外觀上的差異為何？實地走訪同時藏有豐富的青花瓷和藍陶的王子博物館，或許可以藉由觀察實物一探究竟。
王子博物館為臺夫特市立博物館之一，其建築前身為被視為荷蘭國父的威廉・奧倫治親王（Willem van Oranje, 1533～1584）於臺夫特的居處，亦是他被西班牙間諜謀殺喪命的場所。此博物館的重點展覽及收藏，除了可以一覽十六世紀抵抗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統治、荷蘭成為獨立國家和皇室的歷史之外，即是大量的青花瓷器。
有別於民族學博物館，王子博物館強調的是中國和荷蘭在瓷器上的交流。王子博物館在陳列上，常將圖案相仿的中國青花瓷與臺夫特藍陶陳列在一起，以供觀眾比較兩者的差異。照片中（圖七）兩個遠觀相似的克拉克型青花瓷，近看器物些微破損的邊緣，會發現右者的斷裂面依舊是瓷胚的顏色和質地，左者卻是深黃色的陶土，且不與表面的釉合為一體，即可知右者產自中國，左者製於臺夫特。
即使並非使用真正的瓷土，臺夫特藍陶仍以它多樣化的仿中國山水、花鳥、人物圖像，在十七世紀的歐洲大獲好評，也逐漸在下一世紀掀起「中國風」的熱潮（圖八）。
另外，臺夫特藍陶在外型的設計亦不止於模仿，進而發展出荷蘭獨創的花器。此造型在荷蘭甚為風行，表面上一根根中空的管子，即是安插鬱金香等花卉之處，在荷蘭各大博物館裡都可看見（圖九）。
圖八 銀蓋台夫特藍陶罐 1664～1686 產地荷蘭
圖九 臺夫特藍陶花瓶 166～1701 產地荷蘭
上文曾提及位於萊登的民族學博物館在日韓區的展間陳列，特別突顯東印度公司與出島之間的瓷器貿易的歷史，同時比起其他荷蘭城市，民族學博物館的相關日本館藏也略顯豐富。而實際上，這是因為有一位重要人物曾利用他待在出島的期間，大力蒐集日本的器物，並在他移居萊登之後，開放展示他的私人收藏並提供學者研究。
這位人士名叫菲利浦・法蘭茲・馮・西博德（Philipp Franz Balthasar von Siebold, 1796～1866），出生於巴伐利亞地區，現今位於德國境內。身為一名外科醫生，他在一八二三年隨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巴達維亞的商船抵達出島，並在出島從事醫療工作，直到一八二九年他離開日本返回歐洲。身為「蘭醫」，他是少數被日本政府許可登陸本州的外國人之一，而在這六年其間除了蒐集日本的書籍、浮世繪和器物，也蒐集許多日本特有的動植物標本及圖鑑。
這些收藏隨著西博德回到歐洲後，一同進了西博德在萊登的住宅。其自然史的收藏提供歐洲學者研究日本動植物的生態，甚至有多項動植物的命名使用他的姓氏。而他在一八三二年開放參觀後，更是讓當時的荷蘭人可以透過這些越洋而來的文物，想像日本的風貌。當時的荷蘭國王威廉一世（Willem I Frederik, 1772～1843）亦對他的收藏感到驚豔，最後更是被荷蘭皇家珍品秘藏（The Royal cabinet of Rarities）收購，從私人收藏轉為國有收藏，成為日後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和國立自然史博物館（Naturalis Biodiversity Center, Leiden）的日本館藏來源之一。
圖十 日本博物館一樓陳列室器物陳列方式
圖十一 日本博物館一樓陳列室書畫陳列方式
而今西博德的住宅依舊保存原貌，成為日本博物館（Japanmuseum SieboldHuis），接受日本經濟產業省及荷蘭經濟部贊助。博物館內的陳列及分類以偏人類學的方式呈現，一二樓皆為常設展，三樓為定期舉辦的日本特展。觀眾在一樓可見許多動植物的標本，然而書畫及器物的陳列櫃稍嫌窄仄，亦缺乏物件的說明牌（圖十、十一）。在二樓可見西博德重要的日本地圖收藏，這也是他當初被逐出出島返回歐洲的主因──持有禁止攜出日本的地圖（圖十二、十三）。
日本博物館除了每年定期推出的特展之外，亦舉辦每年一度的日本市場活動（Japanmarkt），內容包含日本太鼓表演、和服穿著教學與體驗、日本食物及文物露天市場，當天博物館亦開放參觀，吸引全荷蘭喜愛日本文化的民眾前來。
圖十二 二樓地圖陳列室
圖十三 十九世紀 日本古地圖 產地日本
萊登大學的東亞研究
位於萊登市內的萊登大學（Universiteit Leiden）成立於一五七五年，為荷蘭最古老的大學，亦是多位皇室成員的母校。此校建立的緣由，來自一五七四年萊登市民成功抵抗西班牙軍隊的入侵，威廉・奧倫治親王遂在此建立第一所大學，其校訓為「自由的堡壘」（Praesidium Libertatis）。
萊登大學的漢學院由回荷蘭任教的漢學家戴聞達（J.J.L. Duyvendak, 1889～1954）於一九三〇年成立。戴聞達在一九二〇年代於北京擔任譯者的經驗，其最著名的譯作為《道德經》和《商君書》，而漢學圖書館也伴隨著學院而出現。萊登大學在二十世紀培育了許多優秀的漢學家，包含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 1910～1967）、許理和（Erik Zürcher, 1928～2008）、鍾鳴旦（Nicolas Standaert, 1959～）等人，皆出版許多學術著作及重要研究。而後日本研究及韓國研究也相繼成立，加上東亞圖書館館藏不斷地增加，學術資源豐富，加上萊登當地的博物館有許多一手史料、文獻及器物可供參考，萊登大學成為歐洲東亞研究重鎮之一。至今仍有許多主修東亞研究的學生以西博德的收藏、民族學博物館的館藏做為學術論文的主題。
十七世紀的荷蘭東印度公司遠渡重洋，實現他們到中國和日本進行國際貿易的野心，或許當時的商人未曾想像，這些青花瓷的價值不只是它昂貴的價錢，更重要的是在歐亞藝術交流的歷史中，它在不同的國家產生不同的風格樣貌和象徵意涵。
（原文〈荷蘭黃⾦時代的瓷器貿易─淺談國立⺠族學博物館的瓷器收藏〉 刊載於《⼤觀》雜誌，第67期，2015年4⽉號，⾴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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