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設週記０１》

經過的人們揹著不同的情緒包裹，有的沉重；有的開心，他們在城市中所扮演的角色百百種，每日不同的故事如電影般，在城牆內與城外的角落中輪流上演著。

現在換說說城門本身的故事，分為三個場景來說明。

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後，當時的海防欽差大臣沈葆楨建議清廷台北應設府治理，因此在1875年（光緒元年），增設了台北府，與台灣府相齊。

由James W. Davidson（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期間來台之美國從軍記者，後來為美國駐台領事）在1903年的論述中，「新府城建設工作推行頗速，同年（1879）底以前，東、西、南、北四城門，已近竣工」(黃蘭翔，2018，《他者與台灣》，p56），可得知在1884年(光緒10年)城牆完工前，五座城門（再加上小南門）已興建完成，框出了台北城。

而在陳星聚（台北知府在位1879年-1885年）初步勘定城基與街道後，在開始興建城門之時，商民們同時也在城內興建店屋。由日本歷史學者伊能嘉矩所寫的〈台灣築城沿革考〉中描述的城內生活可推知，「到了光緒4年（1878），艋舺居民洪雲祥、李清琳等人，首先在自地主吳源昌取得的府後街（館前路）土地上，興築店屋，這就是城內店屋建築的起源，後來大稻埕居民張夢星、王慶壽等，來到府直街（開封街）一帶，各處居民也陸續來到府前街（重慶南路）一帶，先後興建店屋建築，不久後就形成街衢…」，城內的街道紋理可以說是當時的官民共同形塑的，並非只是清廷官員們自行劃定的結果。

在城門及城牆興建完成後，出入城門的人們，可能是想去城隍廟、天后宮祭祀的城外居民；可能是擔著大大小小的貨物準備來做生意的商人；可能是準備要去考棚考試的考生，還有很多的可能性。

1895年6月，日本人從北門進入了台北城，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了。

繼明治33年（1900）《台灣住宅．一般建築管理規則》公布，台北城內市區改正開始執行後，在明治38年（1905）台北全區域之市區改正也公布了。不到1905年，日本殖民者已將西門及城牆（包含現存城門的甕城）拆除，在這可引用夏鑄九教授曾說的，日本殖民政府是以「刮去重寫」手法將台北改造成殖民城市。另外四座城門則在民意的反彈下，被保存了下來。且在日本建築師野村一郎對於全區域的市區改正計畫中有提到，「在清代城牆拆除後，將其遺跡開拓為寬度25間（約45公尺）到40間（約72公尺），改為栽植樹木、人車分離之道路」(黃蘭翔，2018，《他者與台灣》，p87），時常聽到的「三線路」就是在這時誕生的，台北車站前的忠孝西路及上篇文章提到的中華路就是其中的例子，分別為城牆的北段和西段。

西門及城牆就在蓋好後不到二十五年，徹底地被拆除，連同著人民對它們的記憶。

1945年二戰結束，日本投降，台灣轉由國民政府接手，隨後在1949年，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之局勢失利，撤退至台灣。是一大波的移民潮

國民黨沿用了許多日人殖民所留下的公官廳舍，而其他建築則面臨拆除或改造之命運，如這段話所說的，「這些建築一旦失去可以提供使用空間量的實用功能，或是阻礙新建築的興建，即被視為日本殘留的統治威權象徵，快速地將之拆除，頗有除之而後快的意味」（黃蘭翔，2018，《他者與台灣》，p278），和日人的「刮去重寫」又不同，可以說刮不完全又想重寫；而重寫又寫得四不像，建功神社（現今的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是第一棟被改造的可憐例子（這在AgNO3的文章中有詳細點的說明）。

作為地標性建築的城門，當然也沒能逃過這樣的命運。在1966年，國民黨以「整頓市容符合觀光」為理由，除了幸運的北門，城門紛紛被改造為其認為的國族樣式—「明清宮殿復興樣式」，原「歇山頂」及南方閩式建築的紅瓦城樓樣態已看不出。

現存的四座城門就這樣直接被國民黨戴上了奇怪的帽子。

〔A〕為改造前的東門 〔B〕為改造後的東門—現在的東門

主要有兩點，第一個是我認為北門所擁有的記號性質是吸引我的；第二是其位置，位於大稻埕及艋舺之間，可以說是台北西區的門戶，而西區是台北最早發展的區域，它有擁有的在地歷史能量是其他區域沒有的強度；再來是縮小範圍看其周遭，有遺產群包圍著（包含城門本身），像是台北北門郵局（日治時期的台北郵便局）、國立台灣博物館鐵道部園區（清領時期的機器局、日治時期的鐵道部），因此我認為在這個區域和我想討論的議題（快生出來了拉，是相對其他城門所位於的區域較合適的。

目前文本的整理會分為兩條軸線進行，一是議題；二是基地，就來回調整吧。

黃蘭翔，2018，《他者與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