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個體生命探見宏大歷史：電影《茲山魚譜》（上）

朱子的力量

自朝鮮王朝中期開始，朱子（朱熹）學就已蔚為風氣，成就韓國儒學史上的極盛時期。而朱子學主要可分作兩大體系：「主理派」和「主氣派」。主理派的先驅是李彥迪，後有李滉（有「東方朱子」美稱）集其大成；主氣派的先驅是徐敬德，集大成者則為李珥。同樣是朱子學說，此二派之傾向卻有極大的差異。李滉與李珥皆是朝鮮儒學史上的兩大巨擘，對後世學術傳統的對立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從朱子學發展而出的儒教傳統，持續綿延至朝鮮王朝後期，仍舊是貴族、士大夫階級謹守奉行的至理。然隨著西學漸入，包括天主教的引進之後，原本相信朱子學的儒生們眼界始大，儒教獨大的態勢也逐漸鬆動，因而導致儒學與西學之間產生了許多衝突和碰撞。《茲山魚譜》的開場，便是從正祖新喪、純祖登基的1801年，開始說起。純祖登基之初年紀尚幼，太后貞純大妃垂簾聽政，同時也展開了對天主教徒的大規模鎮壓，史稱「辛酉邪獄」。

---

丁酉邪獄及其後

遙想當年，丁若銓跪於殿內，正祖告誡他：「在朝中當官的書生最重要的品德就是堅持。」可惜事與願違，隨著正祖很快的離世，像丁家三兄弟（丁若銓、丁若鍾、丁若鏞）一樣接納西學、篤信天主教的學者、百姓，全遭抓捕。其實，朝鮮早在英祖時代，就於1735年首次頒佈禁教令；但是第一次大規模的鎮壓，卻是從1801年「辛酉邪獄」開始的。因此，《茲山魚譜》的背景年份有其標誌性的重要意義，這一點是不容忽視的。

「天主教教義的引進，引起儒教學者的關心，除了宗教信仰，他們更從學問與思想層面去探究。從社會層面看，天主教對傳統儒教社會的衝擊也不小。儘管許多人並不相信『天堂地獄說』，但在戰亂後轉型與崩解的社會中，天主教適時扮演了填補心靈空虛的角色，當然也不免衝擊儒家傳統的規範。」（引自朱立熙：《韓國史：悲劇的循環與宿命》）

19世紀左右，朝鮮強制施行鎖國政策，同時對天主教的查禁也達到另一波高峰。高宗三年（1866年），再次下達了對天主教的鎮壓令，迫害一直持續到1872年，史稱「丙寅邪獄」。法國還曾為此派遣軍艦攻入漢江，史稱「丙寅洋擾」。「辛酉邪獄」與「丙寅邪獄」大抵是韓國史上針對天主教最嚴重的兩次壓制。

---

善養吾浩然之氣

丁若銓說：「我所求的是，沒有兩班與賤民之分、沒有嫡子與庶子之分、沒有主人和奴隸之分。」如此振聾發聵之語，聽在昌大耳裡是實難接受的。他更嚮往的是，如同遠在康津，寫出《牧民心書》、《經世遺表》，對於經世濟民、君臣之道仍有寄託的丁若鏞。反觀自己的老師丁若銓，只在乎魚類，只好奇文順德的「漂海始末」這樣的實用之學，還有充滿無親疏遠近之別的和諧理想，昌大知道，他注定要走向一條與老師不同的路，一條回到君主懷抱的路。

於是他毅然決然地離開黑山島，前去參與科舉考試。聰明如他自然順利考取進士，但是在最終的殿試裡他卻落榜了。還記得殿試的考題是出自《孟子・公孫丑上》的「善養吾浩然之氣」，昌大隨即振筆疾書，連一旁的考生都看傻了。然而，這個題目在這裡的安排卻也用意深遠。

「善養吾浩然之氣」典出孟子與公孫丑的對話。面對公孫丑的「何謂浩然之氣？」的提問，孟子的回應是：「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意即浩然之氣雖難以言說，但它卻可以用「義」來培養，只要符合仁義、大道，那麼人將無愧於天地。這也是昌大一直以來所信仰的人生準則。可是，真正擁有浩然之氣的人卻落榜了。因為浩然之氣本身在官場，就是無法疏通的。

---

出世與入世

當昌大真正走進官場後，他看見的是官吏對百姓的剝削，還有官官相護的陋習，早已爛至根底。種種景況，讓昌大明白了自己所謂的抱負與理想原來就是空談一場。所以，他最終選擇辭官，帶著一家老小又再次返回黑山島。可當他想再次拜訪老師時，老師卻已不在人世，只留下一本《茲山魚譜》和一封信給他。

丁若銓在信中寫道：「如鶴一般活著固然好，但像就算沾滿了淤泥和污水也來者不拒的茲山一樣，做一個默默無名的人，應該也是有意義的吧。」歷盡醜態畢露的現實官場以後，昌大才終於明白當年老師話語裡的深意。與其積極入世，卻被歪曲的禮教大義箝制，倒不如出世於鄉野之間，實在地與百姓生活，更能實踐所學所思。

那年，昌大受丁若銓所託來到康津拜訪丁若鏞，和丁若鏞的弟子曾吟詩作對。其中的「達官必惷愚，才者無所施」、「翁嗇子每蕩，婦慧郎必癡」和「物物盡如此，獨笑無人知」句句都是對世風日下的時局和達官顯貴的諷刺。其實昌大早就明白，只是當時他還不願相信，世道竟已到如此腐敗、炎涼的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