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異性戀羅曼史之作為一個偉大的美國制度(a great American institution)透露的是更廣義的對“主體能動性”的崇尚,視其為“個體化”的一個主要發條。在大眾文化的表述裡,一個男人為了挽回正在離去的愛戀對象,可以在大庭廣眾間—飛機的機艙裡,甚至數萬人的球場正中央—向一名女士示愛和求婚;一對戀人明明已經處在不可能的情境中,仍會發生男方闖入正在舉行婚禮的教堂中去搶親;或者是處於兩個不同的時空,但男方仍然穿越時空到女方那裡與她團聚;或者,男女分屬兩個物種,男方是人類,女方是人魚,最後是男方跳到海裡變成人魚,與女方結合。2011年的一部《命運規劃局》(The Adjustment Bureau)裡的一個機構為了世界的前途拆散一堆男女的因緣,折騰了很久,男主角仍在女方將與他人婚禮前夕,強拉著她狂奔至規劃局的天台上,以一個相擁熱吻令包圍他們的局員都消失。
美國人用to die for與to kill for等頂級詞(superlatives)去圈點這股勁道,其實如“割股療親”是中國人孝道的誇張版一般,不必當真。具備追求“異性戀羅曼史”的心理資源乃理性的個人主義的一環,並非飛蛾撲火,在成長過程中被剝奪這份資源才具毀滅性,方才斲喪人權呢。20世紀下葉,美國人研究中國人的性格,除了從佛洛伊德的性成長論切入之外,也總與當時另一門顯學扯上一點邊,即威權主義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論。言下之意,如果一個人格成長不介意(甚至不知覺)性愛的剝奪,也會少在意(或知覺)家長式的統治。
1983年的《天生一對》(Two of A Kind),是喜劇,它說上帝要毀滅世界,除非世間有一對男女願互相為對方犧牲,上帝才會回心轉意。劇中的男女主角就是這一對,女主角先為男主角作出了犧牲,最後是男的為女方犧牲的機會來臨:女主角被一個瘋漢搶劫犯劫持,男主角去搶救,代她挨了一槍。上帝因此不重演洪水滅世。這個故事超爛,只是突顯上帝乃異性戀的強制執法官,在《聖經‧創世紀》裡就這麼說: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如果上一個故事是異性戀的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終至戰勝了失智,2005年的《出竅情人》(Just Like Heaven)的訊息則是異性戀羅曼史能締造起死回生的奇蹟。開場時,一名工作狂沒空暇談戀愛的女醫師伊麗莎白似乎死於車禍。3個月後,一名新近喪妻的景觀設計師大衛租住了她的公寓,伊麗莎白卻在公寓裡浮現,控訴他是擅自佔居者,大衛則責她是非法入侵者。但伊麗莎白卻不知道自己是誰,且能穿牆過壁,男的認為他遇見鬼了,女的卻拒認自己已死。兩人遂竭力找出她是誰,終於發現她仍躺在醫院裡,處不醒狀態。當伊麗莎白的姊姊告訴大衛租約將變成長期的,大衛警覺伊麗莎白的維生系統將被切斷。此時兩人已產生愛意。伊麗莎白說讓我們渡過最後一夜吧,大衛卻不死心,翌日串通在醫院工作的友人盜取伊麗莎白的病體,被警衛發現,在拉扯中把伊麗莎白的維生系統扯斷了,大衛對她的身體狂吻,伊麗莎白終於回魂,醒後卻不認識他,大衛黯然離去。伊麗莎白回到自己的寓所,有一股力量將她引到天台,大衛已將它設計成花園景觀,女方要求繳還鑰匙,兩手一接觸,她的記憶回來了,下文不言可喻…。
最近的一部是在本月份(2022年4月)看的《厲陰宅3:是惡魔逼我的》(The Conjuring: The Devil Made Me Do It )(2021)。這是一齣根據1981年的一樁真案改編的戲劇—該案是美國首宗辯方宣稱因“惡魔附體”殺人的案件。裡面的中心人物是艾德華與羅蘭華倫夫婦(Edward and Lorraine Warren),他們是有名的妖魔學家,2019年夫人才去世。他們在案發前後都以其專長作證,電影卻把這對夫婦改寫為捉妖的鍾馗,最後且將召喚魔鬼的女巫消滅。將真實人物納入好萊塢化的公式是十足的大眾文化,然其獨異色彩仍是美國式“異性戀羅曼史”之戰無不勝。劇情的了結是夫婦倆闖進女巫的地穴,欲毀掉她作法的祭壇,但老公被妖魔附體,掄起大鐵鎚攻擊妻子,後者呼喚他回憶30年前她倆定情的那刻: 在雨天涼亭裡的初吻。老公仍然一鎚敲下去,卻是將祭壇敲碎了,女巫被剷除,老公卻因心臟病發倒下,藥物忘在家裡,沒帶在身上,妻子則於此時打開她頸上的心形練扣,取出一顆救命藥給他。
你實在沒抱憾終生的必要。中國人與美國人都是各自被自身文化“編了碼”的。中國人從孝道出發,婚姻是為了傳宗接代,性大致上為此服務,而不是如福柯所說性是“自我的詮釋學”(hermeneutics of the self)。中國人的同性戀面對的也不是“異性戀霸權”,而是傳宗接代的壓力。完成家族任務是為了別人而活,“性”不足成為一種自我詮釋,其實自我是甚麼都無所謂,更不必具有搞一場天搖地動的羅曼史的心理資源,只需有生殖能力便得。中國文化為“柳下惠”與“登徒子”之間保留的灰色地帶亦非十分寬廣,不足形成一個多彩的光譜。現在這一代華人在表層上有所西化,在深層處大致上似乎依舊—如果我對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的分析仍具時效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