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進入喀布爾,總統加尼(Ashraf Ghani,又譯作甘尼)出逃,「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政權宣告瓦解,由塔利班主政的「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於8月19日正式成立。(本篇為系列文章之一)
此一地緣巨變,象徵美國在阿富汗的20年經營土崩瓦解。各方輿論首先批評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稱其與團隊錯估塔利班的反攻速度,導致美軍尚未完全撤出,便已目睹阿富汗變天:當「支奴干」直升機飛抵美國駐阿富汗大使館時,館內人員仍在緊急焚燒檔案,美軍甚至上演機場開槍嚇退民眾、好讓飛機順利起飛的難堪畫面。種種忙亂景象,引發了全球輿論激辯,客氣的媒體稱此為「西貢時刻」的重演,不客氣的則直接稱,這是美國霸權終結的預兆。
但平心而論,在阿富汗犯錯的美國總統,又豈只拜登一人?在阿富汗變天一周年的節點回望過去,這場戰爭耗費無數軍力財力,時序長達20年,前後經歷4任美國總統的決策,先是小布殊(George W. Bush,又譯作小布什、小布希)於2001年下令入侵;再是奧巴馬(Barack Obama,又譯作歐巴馬)經歷一番掙扎後,於2009年宣佈增兵,並同步公布撤軍計劃;接着是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譯作川普)於2017年決定增兵,又於2020年宣佈將在2021年5月1日前完成撤軍;最後才是拜登,於2021年4月14日宣佈,將自5月1日開始撤軍,最晚會在9月11日前完成。
20年間,4位總統的決策型塑了美國的阿富汗政策,並讓錯誤一任拖過一任。而推倒第一塊多米諾骨牌的,便是第43任美國總統小布殊。
總統與決策團隊的關係
回顧小布殊的決策,「九一一」恐襲是一切起點。這一事件發生後,全美輿情騷動,迫使小布殊及其團隊必須立即應對。
在此局面下,小布殊及其外交安全團隊於2001年9月15日在戴維營召開會議,並達成兩大共識:「九一一」恐襲的兇手是基地組織(Al-Qaeda,又譯作阿爾蓋達或蓋達組織)、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為基地組織提供藏身地。隨後,小布殊團隊基於以上判斷,在當天完成了以戰爭打擊基地組織、推翻塔利班的決策。簡言之,便是入侵阿富汗。
而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完成決策,與小布殊缺乏中東經驗,其團隊成員又自認經驗豐富有關。
小布殊雖曾擔任州長,卻未在國際部門歷練,且其父親老布殊(George H. W. Bush,又譯作老布什、老布希)於1990年海灣戰爭後連任失敗,故在擔憂重蹈覆轍的情緒驅動下,小布殊積極向團隊成員尋求建議;但與此同時,這並不意味小布殊有意避戰,而是其希望在完成反恐目標的同時,能避免陷入戰爭泥淖、影響選情。
而綜觀小布殊的阿富汗決策團隊,主要人員大抵如下:副總統切尼(Dick Cheney,又譯作錢尼)、國防部部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又譯作倫斯斐)、國防部副防長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國務卿鮑威爾(Colin Powell)、白宮辦公廳主任卡德(Andrew Card)、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Condoleezza Rice,又譯作萊斯)。其中如切尼、拉姆斯菲爾德和鮑威爾等,皆曾在歷屆共和黨政府中擔任要職,具備了全國知名度與影響力,可謂黃金陣容。
此外從家族政治的視角來看,不論是賴斯、切尼、拉姆斯菲爾德或鮑威爾,皆與老布殊有過政治互動,賴斯自1989年起便在老布殊政府任職,切尼是老布殊時代的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曾是老布殊考慮的副總統人選,鮑威爾則是老布殊任內的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故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小布殊的決策團隊帶有「父親班底」的影子,能為國際經驗不足的自己提供專業建議,宛如政治「導師群」。
但與此同時,這也代表小布殊在團隊的主導性相對不足,其更多是扮演了聽取建議、接受建議,最終拍板定案的角色;實際主導決策辯論走向的,反是持續展開辯論的「導師群」,以及最終協助團體取得共識的協調人。而如前所述,「導師群」雖說國際事務經驗豐富,卻未必了解阿富汗情勢,尤其鮑威爾、切尼等「海灣戰爭老臣」,更易基於對中東的固化想像,主張美國軍事介入阿富汗。
故即便小布殊本人曾擔憂戰爭失控,卻終因自己經驗不足、「導師群」又對阿富汗一知半解,而做出了開戰這一重大決策,親手鑄下美國深陷中東20年的災難起點。
戰爭決策是如何做成的
綜觀「導師群」立場,切尼與拉姆斯菲爾德皆屬民族主義派,沃爾福威茨代表了新保守主義陣營,鮑威爾則是國際主義派,上述人等在2001年9月15日開會前,便已對「戰爭反恐」的主張形成共識,但在選擇打擊目標時分裂成兩個陣營:伊拉克與阿富汗。
首先,國防部系統的拉姆斯菲爾德與沃爾福威茨主張,作為對「九一一」恐襲的回應,美國應對伊拉克開戰,拉姆斯菲爾德強調,伊拉克長期被美國列入「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名單,沃爾福威茨亦指出,伊拉克的重要性大於阿富汗,阿富汗的發展水平低、可打擊目標少,並非開戰的理想選項。
然而,如此提議被鮑威爾、賴斯以及卡德以「師出無名」為由強烈反對,畢竟基地組織與伊拉克的薩達姆(Saddam Hussein,又譯作海珊)政權並無聯繫,也沒有證據顯示伊拉克參與了「九一一」恐襲,如若選擇攻打伊拉克,恐怕在宣傳上無法自圓其說。此外熟悉蘇聯事務的賴斯認為,阿富汗戰爭可以強化美國與中亞國家的聯繫,故也主張對阿富汗用兵。
兩派對峙下,切尼成為僅次於總統的「準最終決策者」,其憑藉自身意志與人脈關係,平衡了「導師群」的意見分歧,同時說服了國防部的拉姆斯菲爾德,阿富汗戰爭是美國對恐怖分子的先發制人,且是通向伊拉克戰爭的「必經之路」。
在2001年9月14日、決策會議召開前一天,切尼邀請拉姆斯菲爾德、鮑威爾和賴斯餐敘,賴斯日後於回憶錄中寫道,切尼通過此次餐敘,統合了兩方意見,確認了發兵阿富汗的決策方向;9月15日決策會議召開後,切尼同樣扮演重要角色,據切尼與小布殊的回憶錄所述,切尼在決策會議最後發言時,回應了「導師群」的分歧,表示為防止恐怖分子攻擊,美國需要先發制人、找出其藏身之所,「薩達姆是我們的威脅,但現在不是應對伊拉克的好時候」。
而由總統個人偏好來看,小布殊除了倚重切尼外,也青睞賴斯的建議。據賴斯回憶錄披露,小布殊在9月15日決策會議結束、返回白宮後,曾專門詢問賴斯的私下意見,並表示自己仍對戰爭的走向感到擔憂,賴斯則回應「對阿富汗用兵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故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小布殊的反恐政策可謂在切尼與賴斯形成開戰共識時,便已大體成形:阿富汗將有高概率被美國入侵。但因總統與「導師群」對戰爭的期待與目標不完全一致,故美國雖迅速推翻了塔利班政權,卻在後續的決策上陷入一片模糊。
小布殊希望展現這場戰爭的價值觀色彩,宣傳美國「解放阿富汗」的正當性,以獲取民意支持、爭取連任,故其強調對阿富汗的「國家建設」,尤其強調改變阿富汗婦女命運也是美國的核心任務;切尼、拉姆斯菲爾德等人則急着開展伊拉克戰爭,推翻薩達姆政權,徹底根除「恐怖主義威脅」;賴斯則強調可藉阿富汗經營中亞。
種種分歧為後續變局埋下隱患,塔利班再起後,阿富汗戰爭成為美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戰略雞肋,奧巴馬以降的美國總統更是被迫承接這一燙手山芋,陷入「增兵或撤軍」的漫長拷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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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