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難民的距離

用「大寫」的這個詞似乎有點嚴肅了，但在語言的感受性上，它體現了一種剛硬、絕對、威權的概念，與刻板印象在我們腦海運作的方式並無二致。

《活為難民》的出版也有些時日，陸續得到一些分享與回饋，每一次的回答都有些啟發，至少能促使我回去修改PPT的內容。不知不覺，或著說後知後覺的我，開始思考新的話題，延伸書中未能及時表達的內容。

誰是難民？

「誰是難民？」，關於這個形而上學式的問句，是踏入難民研究或接觸難民議題低一個需要被打開的問題。然而在語言的世界裡，當我們急欲攀附某種「外顯」的定義而找到答案的過程，結果往往是大摔一跤，最主要的原因是「難民」往往不是現代化、理性化社會裡的居民，鮮難沿著既定的秩序將其分門別類，或許我們對他們最好的定義便是「失序」，但這樣的理解並沒有提供更多的意義。

回到大部分人開始關注難民的起點，事實上那些激起我們慈悲心、正義感的起心動念，是難民因「被迫離開家園」而產生的精神狀態—苦難。我們除了想知道苦難是成分是什麼，事實上我們更想知道造成苦難的原因是什麼，什麼樣的因造成什麼樣的果。因此關心難民議題的我們開始接觸不同案例的故事，事情開始愈變愈複雜，宗教所引起的戰爭、氣候變遷導致的飢荒、殖民所遺留的種族衝突、冷戰意識形態的對立，種種問題交織在一起，將我們原初對難民的簡單好奇弄得太過複雜，複雜到不知從何分析起。

從政治經濟的難題乃至個人情感認同上的糾結，現實是這樣沒錯，世界便是如此複雜難解，難民的問題也無從例外。但在複雜的現象世界中，我們必須找到可以進行普遍分析的「標準」，說成標準就有些太過科學了，現實世界從來不是線性的化學方程式，只是在全球化的時代，人類已然生產出一套將世界高度整合，或著說瓜分的體制，那便是國家。國際秩序近乎是一套能夠籠罩地球所有土地海洋甚至大氣層的「規矩」，這套規矩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劃定疆界，接著才是確立了人民、領土與主權。

現在回到「什麼是難民？」的焦慮，根據我們想認識的對象，或許可以把問句改成「什麼是現代難民？」，我們或許可以回答說：「那些被排除在國家秩序之外的人們」，並附註一句：「但仍需生活在國家秩序之內的人們」。這些難民沒有共同的表徵，只有共同的經驗或生活條件，那便是被國家所排除。排除於國家，即生活在國家領土主權之下，但被劃分在公民分類之外。當人不再是國家秩序中的公民，人便落難了，你可以更廣泛的來說，他們便是非公民（在這裡「公民」並不僅是法律意義上的身分，更包含社會文化意義上的公民）。

你會問說「流亡」的經歷種不重要，我會回答重要但不必要，重要性在於集體的記憶，而非個人的經歷，有多少難民是搭飛機來到庇護國，或著在庇護國出生。

說到底，為難民下定義這件事情一點都不重要，在缺乏問題意識、具體對象、議題關懷的狀態下思考，我們也只是在抽象的層面玩扮家家酒，無法燃起任何能照亮真實世界的燈火。關心難民的初衷，我們並不是要將眼前複雜的世界簡化為一道道的是非篩選題，我們關心的仍是，自身是否有合適的工具，協助我們認識眼前的對象，只是對生活在海島的我們，眼前的難民，便是多數人生活中難以擁有的經驗。

標準難民

至少在台灣吧，大家雖然對難民議題不慎熟悉，但人們對難民的認識有著標準的途徑。

我們關注公民身分，這是一種排除法，一旦擁有公民身分，便可以排除在難民的範疇之外。這樣的做法有些小瑕疵，首先它忽略了難民的集體性，當代所關注的難民基本上是因結構性因素而規模化生產出的人群類別，非單單只是個人而已。這表現在我們對難民認同、文化、社群的關注。公民身分是分析難民的重要條件，並不是因它為判斷真假難民的篩選題，而是因為它體現了現代國家與個體之間的關係。

我們也關注逃亡這件事，難民為何而逃、怎麼逃是我們最常聽見的故事腳本，流亡過程中因暴力與死亡所產生的戲劇張力，吸引了人們的目光。無可避免的，我們正是透過這些故事喚起人們對難民議題的重視，至於流亡之後的故事，我們總是忘了訴說。問問那些難民工作者吧，縱然我們以Limbo描述難民的生活，但在日復一日的生活裡，自視覺上、聽覺上，多數的時候仍是平靜的，偶爾悲從中來、偶爾憤怒崩潰，因為平靜便是堅強勇敢的活著，或著說等待。

遠在天邊，我們說。我們用物理距離來解釋生活與難民現象的遙遠，更精準地來說，我們僅是與刻板印象中的難民，相當遙遠，而至於其他同樣能在概念上被理解為難民的人，我們未曾注意。難民的他者化是一道歷史過程，透過難民營、難民法與大眾傳播，「難民」的主體被從我們的社會生活中罷黜，被以一種純粹的類型安置在象徵體系，或著說是一種意識形態。

若有一天，我們若親身面臨難民之時，首先得做的事，便是將眼前的人，從全然的虛幻的他者概念中解救出來，關心他作為一位朋友、夥伴甚至是路人，待會午餐究竟想吃什麼。

在這裡，容我超越本段主旨進行一項倫理性地宣稱，無論眼前的對象為何，所謂的難民，無論如何皆是先成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才成為一個難民。

解決問題

苦難迫使我們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案。多數人的反應是，國家應該採取行動，協調資源、法律與制度來解決生死存亡的急迫性問題。國家或超國家組織確實有足夠的資源與公權力將難民從死亡中赦免，但要國家來「根治」眼前的問題，或許就不是那麼顯而易見。

首先得先問問「問題」是什麼，被迫從所屬的國家驅逐出來是問題，還是到了庇護國卻難以生存才是問題。關注前者的人，期望找到回家的可能性，關注後者的人，期望找到安置的條件。當代的無論是返回原居國、安置庇護國或移居第三國，按照歷史經驗來說，都不是幾個月或是幾年便能解決的事，每個案例的狀況不同，牽涉的問題也不同，有時甚至需要幾個世代的時間。然而無論何者，皆突顯了當代社會對人群的移動，充滿著焦慮，體現定居的意識形態，期望人有所根，隸屬於一個國家、一個城鎮、一個家。

世界賦予跨越國境移動嚴格的限制條件，可以是姻親、也可以是特定工作、但往往不能因為那邊有錢賺、那邊山明水秀、那邊的世界較為自由就遷移過去。反觀我們的祖先，在那個年代，移動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遠離家鄉到未知的世界再次落地生根，倒不是什麼新鮮事。異地生活確實很麻煩也很難，但從未如現在因為國家的控制而無比的困難。

「慈善」作為一種行動概念，率先界定了彼此的角色與權力關係，有能力的捐助者與失能的受助者，而在這過程中，捐助者尋找著那個孤苦伶仃的受助者，期望他能免於磨難，忘了思考如何陪伴受助者「一步一步」的脫離苦難。「一步一步」一位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受助者的物質生活慢慢改善、精神狀態慢慢提升、乃至漫漫的不再那麼令人憐憫。然而從亟需援助在平凡生活之間，我們總是忘了思考些什麼，而我們因援助難民所設下的篩選條件，便成為這些難民生活的天花板。彼此這不僅存於難民援助行動，而廣泛存在許多社會援助之中。

你應該發現到了，我們很少問問難民自身的意見，如果我們把問題的解決理解成一條漫漫長路，它需要充分的制度協調、資源調度、社會連結、觀念調整等等，那我們何不問問難民的意見？

難民的想望、難民的能力、與難民所擁有的資源。難民從來不是一無所有，或許他們表現的如此，但只要個體團結成群，便匯聚了力量。在難民議題中，我們過於擅長扮演上帝的角色，企圖拯救些什麼，最終發現自身的無能，但若我們能視當地扮演朋友的角色，陪伴著他們一步一趨地向前，適時在背後給予支持，便有可能在改變的過程中看見可能性。

對於現實而言，朝向理想改變的可能性，便是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