獅子山下的哀愁，一位在台港人眼中的香港。-收錄於《侃侃vol.7，末日指南》

受訪者：清大通識教育中心與哲學研究所 吳俊業副教授

撰稿人：黃奕智

2019年，因《逃犯條例》與《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爭議爆發「反送中運動」已將近兩年，香港至今有許多公共知識分子、學者與年輕學生因投身於各種社會抗爭運動而受中共與香港政府極度高壓的司法迫害，許多人因此背負汙名入監、甚至遠走高飛。

自2006年開始在台灣講學與從事哲學研究的吳俊業老師，以他過去至今對香港社會親身的觀察、反思，為我們呈現出一位在台香港學者對於香港社會政治思潮轉變的思考、掙扎，並道出他這些年來身為香港人在家／國劇變下所遭遇到的種種衝擊。

亡國與獨立

訪談開始前，筆者從俊業老師在香港就學時期的經驗，切入香港抗爭運動的歷史脈絡，老師已自己當時在兩間學校就讀的經驗，為筆者還原了過去的香港大學學院風氣差異：「香港大學全部都是英、美老師，所以相對來說是殖民地色彩比較重的大學，而中文大學就反而能反映香港本地的社會狀況，裡頭充滿了台灣、香港和外國各地的學者，在這間學校裡的人文學科也比較容易跟香港在地社會有所連結。」

而當筆者問及2019年11月「中大警民衝突」是否帶給他衝擊時，老師頓時苦笑的說：「香港有一句話叫＂低處未算低＂，這幾年每次有衝擊發生，大家心裡都會預期那就是最低點了，誰知道再下一次都會有讓人更難過的事情。我幾乎是很難想像這個花一、兩百年建立起來的城市，會在兩年內瓦解崩壞。」他表示，自己雖然不是完全絕望，但已然理解「亡國感」為何物，他形容這種感受「就好像當年去看雅典古城遺跡時感受到的衝擊，也慢慢可以同理清末民初的知識分子那些憂心忡忡的想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反送中運動進程中，年輕一輩抗爭者之間興起了比雨傘運動時期更為高漲的「香港獨立」意識，對此老師表示，這必須用長遠的歷史脈絡來看待，從1997年回歸前夕就有人主張香港是促使中國成為現代民主國家的推手，這種觀點後來被稱作「民主回歸論」，「有一種比喻是：香港與中國，他們是同在一條民主鐵路上，只是香港走得更前面，所以要引導中國走過來。」

但這種對於民主中國的企盼，從雨傘運動爆發以後幾乎完全破裂，許多港人至此才終於意識到中共這個巨大的政治內核並未與自己擁有相同價值觀，也開始以民主抵抗中共政府的吞吃，「民間基層開始意識到通過民主運動去建設中國現在是不可行的了，轉而開始通過民主去抵抗中國，也開始透過區別文化特殊性來堅固這種抵抗。」這種衝突源於「紅色資本」對香港的插旗攏絡、中國內地人民到香港自由行旅遊造成的衝突等等。老師補充道：「還有一種弔詭的說法是：香港前任特首梁振英透過讓港人無法同意的施政方針，在香港社會中激化出一些港獨意識，如此一來他就能更名正言順地引進內地強力的司法治理，捍衛中共政治體制的在香港的同一性」。

筆者接續從「民主回歸論」這一觀點上追問老師自身認同的軌跡，他表示，自己並不特別認同民主回歸論，在現實政治上這個理想幾乎很難做到，「我是澳門出生，但是小學畢業前就來香港念書了，成長背景其實是帶著澳門人和香港人的雙重認同。後來陸續來到德國、台灣，我幾乎一直在移動，沒有什麼『非此不可』的身份認同。」

談及對中國的認同情感時，老師在對談過程中停頓思索許久，慢慢說道： 「以前我那些關於＂中國＂的認同是很多都是承接文學或精神思想上的資源，但是，我到德國之後同時遇到來自中國與台灣的同學，在觀察他們之間的政治文化問題後就發現中國人這個身份認同很容易帶來一些政治上的蠻橫，裡面有很多太過全稱式的武斷。」

學術專業能否引人做出正確的價值判斷？

在此次訪談行前，筆者也相當好奇俊業老師如何從自身的哲學關懷來思索整個反送中運動，老師表示並非特別的有政治上的見地，但仍然觀察到兩件值得思考的事情，第一，反送中在運動本質上是一個全新的類別，它不那麼關心政治體制、沒有核心的領導人、貫徹去中心化的組織等等，「反送中運動在社群網路上所展現的動力剛好與過去網路被人詬病的現象相反，可以說沒有網路就不會有這次運動的組織出現。另外，暴力在整個運動中的合理性也同樣是讓人再三思索的問題」，對於俊業老師來說，這些都是需要時間去消化的現象。第二點，學術知識能否引導人做出正確的政治判斷，也是對老師頗為切身的議題，「這一年來看到同是學者身分的朋友說出許多令人感到古怪的政治立場，甚至為此關係破裂的也有」，談到這點，他表示自己很難以理解那些親政府朋友們的立場，當中甚至不乏有哲學背景的學人，這現象使人質疑哲學專業究竟能如何對現實政治做出改變，「這些人其實和政治利益沒太多牽連，他們為政府說話的態度讓我蠻不解的…」老師語帶無奈的回應。

同時，香港本地同受武漢肺炎疫情侵擾而被迫阻斷了許多抗爭運動的進行，今年11月香港立法會民主派議員的總辭無疑也讓運動者受到不小的打擊。對此，俊業老師認為過去兩年波瀾壯闊的大規模抗爭，如今可能很難再起，代之而生的可能是像東歐國家的政治抵抗模式，更悲觀的局面或許是演變為1990年代末期北愛爾蘭的內戰衝突，但老師表示，自己不是抱持悲觀態度的那一方，「我想香港不會發展到那一步，可能會有一大票人移民海外，香港接下來會變得越來越像內地城市。另一些人則可能會繼續用不服從的態度生活下去。我認為香港人的地方認同雖然比過去更強了，但是不一定強烈到想要捍衛這座城市，戰到最後一分一毫的地步，那會是很少數人的想法。」

「我自己的觀察，反送中運動對台灣年輕人最切身的影響，就是讓他們清楚看到中國政府的暴力性，特別是對肉身層面的暴力」，談論到反送中運動對台灣學生帶來的後續效應，老師認為年輕一輩將不會再對中共政權抱有任何在政治上取得共識的幻想。國際線媒體的宣傳在這一年也是穩固反送中抗爭的一環，整個運動將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這個條件做了最好的善用，間接也促使「五眼聯盟」對香港政府做出了一連串的制裁。老師同時也認為，身在台灣的我們要盡量善用香港經驗、更多地理解香港抗爭運動的談判方式，面對中國的威脅，香港不倒下對台灣是有益處的。「香港其實是在條件最惡劣的情形下，達到最大的談判成果，泰國這次的改革運動就從香港經驗學到不錯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