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筆之初、落筆之後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坦白說，我不知從何談起…… 　　自我孩童時代開始，我便接觸了許多的暴力，關於這部分有諸多複雜的原因，我無法將它們簡化、濃縮成簡單的幾個字眼便如同電梯簡報那般交代完畢，而我能說的是：超過一半以上的暴力主要來自於我的原生家庭，而在那資訊相對封閉的年代，加上我當時的年紀，我自然不可能曉得我正承受著什麼，而我又該如何求助，甚至，這種家暴防治的風氣於當時根本還沒成為基本常識，更別提背後其實隱藏著我母親較為不光彩一面。 　　於是為了迴避那些暴力，年幼的我便直覺認知到自己首先需要學會的就是如何說謊，一個謊言的成功與否能夠決定我的身上會不會出現新的瘀青、舊傷口會不會被擠出更多的血、今晚能不能安然睡著；起初，我的謊言缺乏邏輯，很容易就被揭穿，因此，說謊失敗所招來更為嚴重的懲罰促使我不得不加牢牢記取經驗、加快學習如何建構謊言的成熟度，那無非就是兩大重點：「參雜一半的真實」以及「撒謊時的態度必須拿捏得宜」。 　　猶如太宰治的《人間失格》之初，我開始研究謊言的技術，且日漸成熟，但那並非為了惡作劇或者從中得利，主要只是想讓自己盡可能地避免麻煩，無論是在面對我的原生家庭，亦或者是在面對連師長同樣帶有歧視與霸凌的校園環境；以較現代的心理名詞來解釋：不管到哪裡，我都開始習慣經營我的第二形象；因此表面上我看似還能夠維持正常的社交，實際上我對所有人、事、物都抱持著強烈的不信任感，而最好的辦法就是將自己與外界保持距離，自我封閉是我建立安全感最直接而有效的辦法，儘管那並不代表我完全沒有想要再與人交流的渴望，可是我不想冒任何風險，我所謂的健康人格或抗壓性僅存在於我自己樹立起的其他形象中，私底下，真實的我總是感到十分地不安，內心裡總有深刻的孤寂、難以抹滅的自我否定以及嚴重反社會的憤怒，忍耐、壓抑、故作漠視這就是自發孤立的日常必須規則，凡事都得有代價，從而那些無從宣洩的負面情緒在我密閉的心靈容器裡就像一團黏稠的焦油或是滾燙的瀝青，我時時刻刻都得提防自己不會崩潰，儘管後來還是發生過幾次失控，我曾自殘、逃家乃至自殺未遂，時至今日，有關自殺的計畫依舊在我腦海中頻繁浮現，那是我最後的解脫、我最後的希望，並且出於過往失敗的經驗，我更花了數年的時間將它謹慎完善，除了方式與地點，我也設定了避免自己中途後悔的機制，剩下的就只差在一個適切的時機執行。 　　我只是太累了，我一直都覺得對於生活的一切都相當地疲倦與厭倦，在幼年至少年時代，唯一能夠讓我得以繼續對每一天仍抱持興趣的就是無數電影與小說中所承載的故事、奇觀、寓意與哲學，以至於後來我也嘗試著自行創作，起初只是自學的素描、臨摹的漫畫、匯整的文摘，直到後來網路的普及以及部落格的流行，我也轉而更進一步，將自己內心的煩悶、寂寥、哀怨、憎恨譜成虛實交織的故事，起初那當然只是單純的情緒發洩，直到某天，網路上的某人回應了我的故事，並且留言表示想要知道接下來的情節發展，我從未料想過在我揭露了真實的自我之後竟然還能夠為人所接受，就算是透過看似與現實無關的一則故事、一則寓言、一則散文……我感覺到了被人認同的鼓勵，遂而，我便繼續寫了下去，一點又一點，短篇變成了連載，連載後結局形成了一部完整的小說，自那時起，創作故事便成了我的生活重心，套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我筆下虛構出的謊言得以滿足它人的娛樂與期待，而之於我自己：我總算找到了一個在現實生活中能夠得到逃離的漏洞，所以我放棄了其他普遍社會認為更有生活保障的生涯選項，也放棄了原本就非常淡薄的社交、放棄了其他興趣、放棄了對物質的追求、享受與消費，甚至將這一切當成是禁忌，妨礙我在心靈上自由表達真實自我的禁忌。 　　往後十多年，我歷經了幾次性格驟變，而每一次都只會令我顯得愈加偏執、愈加封閉，即便為了現實的經濟因素我成為了全職的文字工作者，得過幾座獎、接過幾次委託案，但事實上，我只在乎自己能否再自由創作原創故事，其他的工作在我眼裡其實都是令我鄙視、噁心、排斥的垃圾。 　　我也曾與人交往過，但結果總以失敗收場，之於對方，我由衷深感抱歉，而我心知肚明的是：我一路走來捨棄掉的也包含了對他人的同理心與信任感，不確定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已經沒辦法與人建立親密的關係，甚至，那令我感到害怕與焦慮，我擔心著遲早有一天對方會知道真實的我有多麼貧弱而可悲，我也不相信在親眼見證那樣的我之後對方仍會願意接受我。 　　然後，就在近年裡，我發現連寫作這件事情也對我造成了不小的精神負擔，從理性層面上，我當然知道那不是一夕之間造成的，而是日積月累的結果，除了生理上的病痛與失眠，心理方面也被身心科醫師診斷出不少問題，當然，肇因還有更多我未提及的部分；總之我終於走到了一個當口，我體悟到我對於寫作的偏執與熱情已經大幅消逝，當我的筆停下來，我回頭仔細檢視自己，現實是：除了寫作之外我其他什麼都不會，我沒法再與人相處，我沒有其他足以維生的技能，長年下來除了想像與不堪的回憶，我的身邊一個人都沒有，正如同在我的自殺計劃中存在著確保自己一但執行就再也無法回頭的機制，我也為了寫作而把其他的生涯選項、人生後備方案等退路全部都給丟了。 　　我得承認若非由於我自己的抗拒，我的人生並非一直以來都只存在著苦澀，幾乎在每一天的夜裡，我總會假設若自己可以回到生命中的某個關鍵點，得益於夾帶著對於未來結果的認知，也許我會努力嘗試著改變些什麼、挽回些什麼，但另一方面我卻又無比清醒：現實容不得我後悔。以致如今，唯一擺在我眼前還能讓我迴避、逃離、停止這一切的就只剩下自主消失一途。 　　我已經努力過了，正如同日本職人能夠為了一項技藝而捨棄人生其他經歷那般地努力，就算本質是「為了逃避痛苦、使自己過得輕鬆點」這樣的目標，我也堅持寫作將近二十年，而我依然得不到解脫，更別提奢侈的快樂；我猜總有人天生是負責失敗的，我正恰巧是那其中之一，不可能每個人都是心靈富足的贏家，那套強迫性的正面思考以及社會避之唯恐不談的死亡儼然就像個邪教，整個世界就像一個巨大的迴聲室效應實驗，一個活生生的、殘酷的反烏托邦。 　　乍聽之下，我的用字遣詞似乎是將自己形塑成一個悲劇的受害者，但我很清楚這一切都是我自做自受，其他的理由可以被當作檢討失敗的原因，然而，那些都不會是我的藉口。

　　比起《復仇者聯盟》中美國隊長質問東尼．史塔克：「脫下盔甲之後，你還是什麼？」而東尼則仍可回答：「天才，億萬富翁，花花公子，慈善家。」，我對於《機器戰警２》（Robocop 2，1990）的台詞與情境更有感觸。

　　沒錯，拿掉寫作之後，我什麼都沒有、我什麼都不是、我什麼都不會……我只是一個對他人與社會完全沒有任何一點貢獻、連自我實現都做不到、多餘而徹頭徹尾失敗的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