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巾只是導火索：要避免1979年場景重演　伊朗神權政府須自我革命

伊斯蘭革命與霍梅尼的意志

1978年1月，伊朗爆發大規模反君主制示威，各方勢力訴求互異：教士們不滿國王巴勒維（Mohammad Reza Pahlavi）踐行世俗化路線，底層民眾苦於石油危機引發的經濟蕭條，知識分子與自由派抨擊君主制「不夠民主」，左翼砲轟石油經濟導致社會不平等，民族主義者怒斥巴勒維「做美國與西方走狗」。簡言之，巴勒維政權成了眾矢之的，奪權者們由此團結在「反巴勒維」旗幟下，順着沸騰民怨直搗黃龍。

1979年1月16日，巴勒維流亡開羅，革命勢力歡欣鼓舞慶祝成功。同年2月1日，在外流亡15年的什葉派教士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返回德黑蘭，這位77歲的政治家憑藉自身宗教威望與民意支持，成功奪得革命秩序主導權，並在肅清左翼與其餘反對勢力後，確立伊朗走向「伊斯蘭共和國」的政治道路。

簡言之，1979年的政治劇變並非純粹的伊斯蘭革命，但宗教勢力無疑是最大贏家，而塑造一切的關鍵人物，便是擁有民意支持的霍梅尼。在其設計的「法基赫的監護」（意即教法學者掌權）體制下，霍梅尼儼然成了「伊朗新王」，只不過頭銜換成伊斯蘭共和國的「最高領袖」，而伊朗社會也在其統治下，經歷了大規模的社會改造。

首先，在沙里亞法（伊斯蘭律法）規範下，伊朗嚴禁酒精飲料、西方電影、男女共遊、日光浴，霍梅尼甚至曾經禁止伊朗電台及電視播放軍事和宗教以外的音樂；在學校課程上，「伊斯蘭革命」成為必須頌讚的政治正確，「伊斯蘭大學委員會」亦參與課程設計的文化管控，剔除「可能影響革命事業」的元素；而在婦女服裝規範上，1979年革命成功後，伊朗政府先是要求女性公務員在工作場所佩戴頭巾，又於1981年頒佈新法，規定婦女須在所有公共場所佩戴頭巾，並在1983年出台此一法規的「伊斯蘭式懲罰」：未戴頭巾的婦女將被判處74下鞭刑。

而由頭巾的角色與規範變遷來看，其可謂是對革命鉅變的時代側寫。由於巴勒維時期伊朗婦女禁止蒙面，就連佩戴頭巾也會遭警察取締，故1978年示威發生時，不少婦女為表態自己「反對國王，支持霍梅尼」，紛紛刻意違規戴上頭巾。在此期間，伊斯蘭做為推動革命的政治資源之一，並不被多數婦女所排斥。

而後1979年革命成功之初、霍梅尼尚未完全掌權時，後者曾要求政府出台頭巾法，卻遭婦女示威反抗，自由派、左翼等世俗勢力遂趁勢撤回法案；但待至霍梅尼完全肅清反對勢力時，朝野已無人可以阻止宗教法規推行，故而會有1981年的頭巾法，以及1983年的鞭刑懲罰。

簡言之，頭巾法的推動與深化，象徵霍梅尼的意志得以貫徹、甚至宰制伊朗社會，正如其亦有威望強制規範電台與電視的音樂播放般。而身為當年伊朗最具威望的宗教領袖、革命人物，「伊斯蘭共和國」的創建與運轉便是其政治權力的最高展現，即便宗教勢力內也存在路線之爭，卻未敢在霍梅尼時期公開轉為陣營對峙，且很大程度上仍要服膺於最高領袖的意志。

例如霍梅尼曾指定蒙塔澤里（Hussein-Ali Montazeri）做為自己的接班人、繼任最高領袖，但後者在獲得「儲君」地位後，便開始要求改革女權、放寬黨禁、停止處決政治犯，導致霍梅尼盛怒之下剝奪其繼承權，甚至不惜為此修憲，以扶持資格不符、但忠於伊斯蘭革命理唸的哈梅內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接班。

後霍梅尼時代的革命事業何以前行

然儘管霍梅尼煞費苦心要維繫革命體制，「人走茶涼」仍是難以超克的歷史規律。

1989年霍梅尼甫一去世，伊朗神權政府便發生了質變：由於哈梅內伊缺乏霍梅尼的宗教威望與政治魅力，其身為最高領袖的實質權力大幅萎縮，立場相對温和務實的拉夫桑賈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則在同年當選總統，開始調整霍梅尼留下的革命體制，例如取消電台與電視僅能播放軍事與宗教音樂的的禁令，並在日後培植同為温和派的魯哈尼（Hassan Rouhani），後者乃於2013年起擔任伊朗總統長達8年，並在任內與美國簽署伊朗核協議，緩和了美伊對峙。

另一方面，哈梅內伊為求權力穩固，竭力耕耘與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的關係，並希望憑藉「輸出革命」的軍功，坐穩最高領袖的高位。在其調度下，伊朗逐步推進「什葉新月」的地緣佈局，先後介入黎巴嫩內戰、伊拉克反恐戰爭、也門內戰、敘利亞內戰，並擁有了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親伊朗民兵組織、胡塞武裝組織、阿薩德（Bashar al-Assad）政權等地緣棋子，可謂是在8年兩伊戰爭過後，大大開闢了伊朗的戰略緩衝區。

然而與此同時，伊朗的民意開始發生變化。從現實視角來看，「伊斯蘭共和國」之所以能創建並運轉，霍梅尼的威望與政治魅力居功厥偉，但伴隨其離世，民眾似乎開始重回1978年的情境，視神權政府為苦難之源。

在自由派眼中，伊朗之所以承受經濟制裁重擔、蒙受「流氓政權」罵名，便是因為1979年後宗教勢力竊佔了革命成果；在部分底層民眾看來，如今的伊朗政體名為「法基赫的監護」，其實與國王時代沒什麼差別，只是特權階層換成了教士與伊斯蘭革命衛隊，後者尤其長年壟斷伊朗內部各大產業，在苦於制裁的窮苦百姓眼中，是吸吮民脂民膏的權貴集團；至於革命衛隊開疆拓土的軍功，在許多民眾看來十分遙遠、且與己無關，甚至帶有窮兵黷武、浪費公帑的負面色彩。

而在伊朗新一代城市青年的生命實踐內，多數人沒有經歷1979年以前的生活，只知自己被生在一個「被全球鄙視的保守國家」，且通過網路資訊，青年們接觸到了西方生活型態，酒精、搖滾樂、長髮飄逸等圖像，催生出其對「自由主義伊甸園」的嚮往。

在此脈絡下，頭巾同樣側寫了時代氛圍的變化。筆者在2016年前往伊朗時，便觀察到大城市的年輕女性中，多數人已不穿着革命年代的黑色斗篷（Chador），就算包裹頭巾也多會露出髮絲，早就超出了霍梅尼時代的規範，體現首任最高領袖逝世後，自由與世俗化力道的回潮。

當然，從國際話語博弈的角度來看，所謂「回潮」並不全然是伊朗內部路線之爭所致，西方的推波助瀾同樣關鍵。長年以來，頭巾、世俗化、人權等符碼，皆是西方媒體用以狙擊伊朗神權政府的話語支點，並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伊朗城市青年的「恨國」與「自慚形穢」。

回顧2019年11月的伊朗全境騷亂，其根源是特朗普（Donald Trump）單邊退出核協議後，對伊朗展開的極限施壓經濟制裁，但民眾面對燃油價格暴漲，喊出的口號多是推翻神權政府；此次頭巾取締悲劇，若先不論法律的宗教與世俗之分，其本質實與2020年美國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遭警員跪頸致死相同，皆是執法人員不分青紅皂白濫用暴力所致。但美國便能在經歷大規模騷亂與全球譴責後，穩居自由主義道德燈塔之頂，且不用擔心爆發「顏色革命」，但長年身處全球輿論風暴的伊朗便無法如此瀟灑，而是註定要被全球媒體一陣奚落圍剿，同時處理國內青年與自由派的難息怒火。

歸根結柢，當今伊朗的困境在於，1979年以降的神權體制、革命話語漸失民心，城市青年群體尤其嚴重。而造成這一現象的關鍵，包括制裁重擔導致的經濟崩潰、教士與伊斯蘭革命衛隊的明顯特權化、伊斯蘭革命話語面對自由主義的一路捱打。

由此視角來看，不論是燃油價格爆漲或頭巾取締悲劇，其本質都僅是點燃民怨的導火索；民眾真正的怒火根源，肇發於潛意識裡的政治認知，也就是認為錯誤始於1979年，「沒了神權政府、一切會更好」，正如當年的伊朗民眾，同樣認為沒了巴勒維統治，伊朗明天會更好般。在此氛圍下，但凡有幾許星火，便容易上升為挑戰體制的全境示威；而伊朗政府的回應則一貫強硬，即在強力鎮壓後關閉互聯網、封鎖消息，卻無法真正超克結構挑戰：不論是經濟起飛或全然西化，當下的神權政府都給不起。

簡言之，後霍梅尼時代的革命事業不僅出現路線之爭，還在西方制裁與話語攻克下，大規模流失民意版圖。當然眼下神權政府尚有支持群眾，且其對伊朗社會的維穩力道也高於巴勒維政權，短期之內應該不會重演1979年的場景，然而風險依舊存在。如今的哈梅內伊已年屆83歲高齡，下任最高領袖是否能成功調和世俗與宗教路線之爭，猶未可知；且西方的制裁重擔一日不除，伊朗民眾的苦痛便只會持續加深，民怨的火苗即便未燃，也只是等一個燎原的瞬間。

從長遠來看，強力鎮壓與網路封鎖，終非應對示威的長久之道，神權政府要打贏與「顏色革命」的持久戰，便須在政治與發展路線上有所調整與突破。若制裁重擔短期難解，便要設法推動財富再分配；若一時無法廢除頭巾法，也至少要規範甚至架空宗教警察的職權，避免阿米尼的悲劇重演；即便「法基赫的監護」仰仗教士與伊斯蘭革命衛隊支持，卻不能因此不打貪反腐、任由軍教裙帶關係持續僵化腐臭。

國際政治弱肉強食，任何政權但凡拒絕自我革命，下場往往就是被革命。伊朗要避免重演1979年的場景，即便暫時無法大刀闊斧，卻也不可再忽視示威紛起的背後病灶。

原文發表網址:

2022.9.24

頭巾只是導火索：要避免1979年場景重演　伊朗神權政府須自我革命 | 香港01 https://www.hk01.com/article/818457?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