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不知道的王爾德

很多人引用張愛玲那句名言，「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蝨子」，但未必知其出處。或者像我這樣，即使好奇查過，也沒特意找來讀。

不讀的原因各有不同，我是因為文章題目，《天才夢》，乾巴巴的，不如《桂花蒸，阿小悲秋》，只七個字已經拉開半邊帷幕，人物，道具，背景，味道，氛圍，一應俱全，勾人興趣，欲罷不能。

讀書好比戀愛，見仁見智，蘿蔔白菜，有時候哪怕世界公認名著，懷揣大快朵頤的期待，一口咬下，味同嚼蠟，比如海明威於我。

起初以為是翻譯的緣故，後來發現原文也同樣乾澀，加倍失望。不過一直不敢說，怕露怯，直到幾十年後參觀海明威西島故居，看見牆上一張剪報，海明威當記者時的編輯，也算是他的伯樂，對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評語，大意是他的語言不流暢，但視角獨到，尤其擅長把握時代脈搏。當然這個發現佐證我見解的同時，也揭露了我文學審美的膚淺，形式大於內容，不過私以為形式終究是內容之載體，文學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忽略語言，好比烹飪厚了營養薄了味道。

近些年痴迷歷史，痴迷名人回憶錄，名人傳記日記等，滿是卸下妝容以後的瑕疵，很滿足偷窺欲。比如粗曠彪悍的海明威，其實非常善於經營，極盡功利：為了成名去做戰地記者；為了經濟後盾，從一個有財富的女人跳到另一個有財富的女人；為了打入巴黎文學圈，結交旅法文化名人，等自己如日中天，反過來把那些舉薦過自己的人冷落身後；為了營造性感形象，佯裝熱衷鬥牛，把自己妝扮成硬漢；為了封別人的口，威脅「把你寫在我書里」，即使對朋友保證不暴露隱私，轉手不加掩飾曝光在下一部暢銷書，讓人不敢在他面前隨意開口。可見他寫作不是單純熱愛文學。王爾德說，人生悲劇有兩種，一種是得不到想要的，一種是得到了想要的。把海明威的自殺歸結於貫穿文學生涯的扭曲當然片面，但承載假象的負擔，無疑在他內心投下陰影，再耀目的輝煌也無法抹掉。

而妙語連珠的王爾德，卻是另外一個我讀不進去的文學巨人，也同樣長期羞於啓齒。

我只嘗試過他的《道林格雷畫像》和《快樂王子》，有那些俏皮機智的經典語錄做熱場，珠光寶氣，濃妝艷抹，待主角登台卻一臉素顏，落差太大。

後來讀到《紅袍男》* ，關於法國十九世紀外科並婦科大夫塞繆爾-讓-坡茲，書名源於同時代著名英國肖像畫家約翰-薩金特為他畫的紅袍全身像。此人相貌英俊，醫術高超，與當時許多文化人藝術家過從甚密，包括時人譽為最偉大女演員，一度也是他情人的莎拉·伯恩哈特，還有啓蒙思想家狄德羅，《追憶似水年華》的作家普魯斯特等。書中那些趣聞軼事，自然少不了王爾德。

一日，王爾德上門拜訪比自己年少十幾歲的普魯斯特，只有他的父母在家，就把自己關在廁所里。普魯斯特回來大驚失色，怪父母怠慢貴賓，王爾德說不是他們，是你們家客廳實在俗不可耐。王爾德眼中同樣惡俗的還有普魯斯特享譽盛名的醫生父親，和出身猶太富賈的母親，於是整個晚餐只對普魯斯特說話，繼續揶揄主人家的軟裝，普魯斯特非但不覺無理，反而甘之如飴。

同時期在巴黎還有另一位文學新秀，和普魯斯特年齡相仿，也十分崇拜王爾德，即後來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記德。

記德第一次遇見王爾德時才二十出頭，對其五體投地，視為天人。王爾德也十分青睞這位新秀，在他們認識不久的一天忽然說，你用眼睛聆聽，所以我要講個故事給你聽：

那耳喀索斯死後，田間花兒向河討幾滴水哭給他。

河說哪怕我的水都是眼淚，也不夠哭給那耳喀索斯，因為我實在太愛他了。

花兒說，天啊，那耳喀索斯如此美麗，當然人見人愛！

啊？ 他美麼？河問。

花兒說，他每天在你岸邊探頭看水面上自己的容貌，美不美只有你最知道！

王爾德稍作停頓，我愛他，河說，是因為他俯首水面的時候，我可以從他眼中看到我自己。

隨後王爾德大笑，說，這個故事就叫做《信徒》。

故事是王爾德表達自己的方式，猶如音樂之於音樂家，圖畫之於畫家。

某清晨，王爾德給記德看一篇文章，作者是個愚鈍的評論家，贊許王爾德擅長把思想嵌入美妙的故事，好比給思想穿上漂亮衣裳，王爾德很不以為然，「他們以為所有思想誕生時都是赤身裸體的。他們不懂得我的思考無法游離在故事以外。雕塑家直接用大理石思考，而不是把思考結果轉化為大理石。」

接下來，他給記德講一個人只能用青銅思考的故事：

這個人產生了一個想法，一個關於快樂的想法，這快樂是轉瞬即逝的。他必須把這個想法講述出來，但一塊青銅都找不到，因為全世界的青銅都被用光了，可是如果把這個想法悶在心裡，他會瘋掉的。

他想起妻子墳墓上的一塊青銅，一座青銅雕像，紀念他唯一愛過的女人。那是一座悲哀的雕像，那種悲哀瀰漫在生命中，揮之不去。可是如果把這個快樂的想法悶在心裡，他會瘋掉的。

於是他搬掉這座悲哀雕像，這座象徵充斥生命，無以擺脫之悲哀的雕像，把它打碎，重塑快樂雕像，代表轉瞬即逝之快樂的雕像。

這個故事後來定名為《藝術家》，與前面的《信徒》一起，匯同其他幾則故事，結集為《散文詩》。記德發現，這些落在紙上的故事，都失去王爾德講述時特有的一層光澤。這似乎為我正名，不禁竊喜。但對記德，卻印證了《信徒》中揭示的王爾德，何等依賴從別人敬仰中看自己的瑰麗。他不無遺憾的寫道，「王爾德在人前戴一副張揚的面具，目的就是嘩眾取寵，或激怒別人。他從來不聽別人見解，也不拘泥於自己的主見，一旦失去眾人關注，立刻沒了生氣。」

《藝術家》則體現了王爾德的藝術理念：藝術家有著不可抗拒的命運，並且思想比藝術家更強大。

記德在回憶文字裡特意詳記這兩則故事，或許認定其中顯示了王爾德的性格和理念，已經預示他最終不可逆轉的毀滅。

記德曾力勸王爾德仿效詩人拜倫那樣滯留國外，不要回倫敦應對訴訟，且在王爾德出獄後追問，既然在某種程度上知道等著你的危機，為什麼還要回去？

王爾德回答，「我當然知道，但事已至此，別無他路，只能這樣收場。監獄完全改變了我，這也是我所預期。人不應該重蹈覆轍，我的生活好比藝術，一個藝術家從來不做兩次同樣的事。重復自己的藝術家，只能表明他還不成功。」

這段話再次申訴王爾德堅信的藝術家持有的使命感。事實上，王爾德一向主張人生即藝術，藝術即人生，因此被人贊譽天才的時候每每糾正：「我把所有天分用於生活，只把才能用於創作。」 於他而言，為世人耳聞目睹的創作成果只是藝術（即生命）之冰山一角，如同人們只看到青銅藝術家的雕像，而藝術孕育早在雕像問世之前就已經開始，也就是說藝術家的藝術（即生命）含括思考，含括呼吸顰笑，舉手投足。

但是，藝術家的使命感本身尚不足以煽動王爾德的藝術火焰，還需要歡呼聲，需要在擁護者的寵愛中感受自己。如果高更和王爾德活在今天，高更無疑繼續隱居一座偏僻的島，王爾德一定有自己的真人秀。

這也恰恰是王爾德的死穴。

兩年牢獄生活，讓王爾德老了許多，面色慘淡了許多，牙齒蟲蛀了許多，黑黃了許多，但依然充滿信心，「人們只記住你前一刻的表現，一旦寫出成功劇本，我將再次成為人生之王！」 為此回到法國後特意避開巴黎，選擇一個安靜的小鎮住下來，安心寫作。題材也選好了，埃及法老。

然而鬧市於王爾德，如水之於魚。沒有眾人仰慕，他的筆就是蒸汽機沒有了蒸汽，最終還是回到巴黎。然而此時巴黎能給予他的，只有漠然，甚至鄙夷。

記德為他食言失望，「不是說好了......？」

王爾德把自己手放在記德手上，卑微的說，「請不要對一個敗落的人動怒。」

對於自己的失誤，王爾德這樣歸納，「都說我太過鶴立獨行，而我之毀滅非鶴立獨行所致，卻是特異不夠。我一生最為可恥，可鄙，無以饒恕的作為，就是允許自己尋求上流社會庇護。」

但王爾德的悲劇不是「特異不夠」，而是他的隨性從根本上就不純粹。一個做不到錦衣夜行的人，其我行我素無論多麼極端，多麼精緻，仍不過是吸引眼球的噱頭。在那樣社會環境下，他並不刻意掩飾與美少年交好，然而私下書信里卻稱這種生活方式「傷風敗俗」。那麼他對昆斯波利侯爵的起訴，以及此後不顧入獄之危，毅然回國面對後者的反訴，是向反人性的陳腐保守觀念宣戰，還是借嘲弄維多利亞時代的刻板虛偽，顯示自己威懾之強大，不受遊戲規則之約束，甚或記德所言的「嘩眾取寵」？不管怎樣，王爾德的敗落，固然離不開上流社會的背叛，但也不能排除一代才人的自我膨脹。

如此議論王爾德，並不貶低他在文學藝術上的輝煌，而是指出這些天才，偉人，和我們普通人一樣，作為社會性動物，也需要得到外界認同，認可，需要在他人眼中確認自己的存在價值，只是我們的心理需求不如他們強烈，無止境，因此我們的生活也不像他們那樣轟轟烈烈，登峰造極。

王爾德於1897年出獄，1900年離世，享年46歲。那一年記德29歲，參照書信和日記，分別在1901年和1905年寫下細膩精到的回憶，於1910年出版為《緬懷王爾德》** 。整冊不足百頁，情感至深。

*《紅袍男》，The Man In The Red Coat，Julian Barnes，2019

**《緬懷王爾德》，Oscar Wilde: Reminiscences， Andre Gide， 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