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特森：家族治療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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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是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冥誕，就來談談他的生平與貢獻。

貝特森於1904年5月9日出生在英國劍橋郡（Cambridgeshire）的格蘭切斯特（Grantchester）。他在家中排行老么，上有兩位哥哥，父親威廉‧貝特森（William Bateson）是位遺傳學家。1921年，他進入劍橋大學的聖約翰學院就讀，四年後（1925年）取得生物學文學學士學位；之後他續留劍橋進行動物學、人類學和民族學研究，於1930年獲該校人類學碩士學位。在二次大戰前，他前往位於厄瓜多境內的科隆群島（Galápagos Islands）和新幾內亞進行實地考察。 1936年，他發表《納文》（Naven）一書，書中以民族誌研究來描述雅特穆爾人（一支在新幾內亞的土著民族）對有成就的青年所進行的慶祝儀式。同年，他與美國人類學家米德（Margaret Mead）結婚，並共同前往峇里島（Bali）進行聯合實地考察。1939年，兩人一同移居美國。二次大戰期間，貝特森曾在南亞為美國戰略服務辦公室（the U.S.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工作。

1942年起，貝特森將系統理論（systems theory）和控制論（cybernetics）應用於社會科學，並成為其工作重點。 1947年，貝特森被聘為哈佛大學人類學客座教授。 1950年，他與元配米德離婚，育有一女Mary Catherine Bateson，並於隔年（1951年）與他的第二任妻子薩姆娜（Elizabeth Betty Sumner）結婚，並育有三名子女。1951年，貝特森與在蘭里波特診所（Langley Porter Clinic）共事的精神科醫師魯須（Jurgen Ruesch）共同出版了《溝通：精神醫學的社會矩陣》（Communication: The Social Matrix of Psychiatry）一書。1952年秋天，貝特森獲得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經費補助，於加州的波羅奧圖（Palo Alto）開始進行「溝通中的矛盾現象」（paradox in communication）研究計畫。在1957年再次離婚後，貝特森與他的第三任妻子，也是位社會工作者卡瑪克（Lois Cammack）結婚，並生了一個女兒。1962年，他再次轉換跑道，開始研究動物的溝通行為；1963至1980年辭世之前，他均於夏威夷海洋研究院（the Oceanographic Institute）服務。1972年他出版《邁向心智生態學之路》（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一書，企圖運用控制論來解決生態問題。1979年他出版生前最後一部作品《心智與自然》（Mind and Nature），書中發展出一套進化生物學的知識與學習理論。1980年7月4日，貝特森因肺炎病逝於美國舊金山，享壽76歲。

貝特森在心理諮商方面最大的貢獻，便是提出「雙重束縛」（double bind）概念，以及成為家族治療的先驅。所謂雙重束縛，是指一個人從重要他人身上接受到不同層次卻彼此相衝突的訊息，既無法逃脫又無法回應，所產生的衝突。1940至1960年之間，美國有許多研究開始探討家庭生活與思覺失調症之間的關聯性，以貝特森為首的工作小組便是其中一例。

1953年至1954年間，海利（Jay Haley）、魏克蘭（John Weakland）與傑克森（Don Jackson）等人陸續加入貝特森於波羅奧圖的研究團隊；1956年，該研究團隊共同發表一篇論文，名為〈邁向思覺失調症理論〉（Toward a theory of schizophrenia），首度提出雙重束縛的概念；他們認為精神失常患者的失常行為是家庭環境的延伸；而當個人處於一種無法脫逃又必須回應的重要關係中，若個人接收到兩個不同層次卻又彼此相關且矛盾的訊息，但又發現很難偵測或評斷彼此的不一致，便陷入「雙重束縛」中。雙重束縛有六大特性：

該篇論文中舉了一個相當經典的例子，將雙重束縛的所有特性均涵括在內。一位母親去醫院探視剛從嚴重思覺失調症復原得還不錯的兒子，兒子很高興見到母親，用手臂環抱她，但母親的肩膀卻變得僵硬；兒子收回手臂，但母親卻問他：「你不愛我了嗎？」兒子瞬間面紅耳赤，母親又說：「親愛的，你不要這麼容易覺得尷尬，也不要害怕自己的感受！」這位病患在母親離開後回到病房，情緒開始不穩，甚至出手攻擊其中一位工作人員。從案例中可以瞭解到：該位母親先給了一項非語言訊息要兒子走開，但隨後說出的話又給了另一項非語言訊息，要兒子「靠近一些，你需要我的愛」，之後說的話又出現另一項非語言訊息「你誤會我了」。貝特森等人認為，若個人持續暴露在此類訊息中，便會逐漸喪失瞭解自己與他人溝通型態的能力，最後發展出思覺失調的行為。

貝特森研究團隊的重大發現有二：一是溝通具有多重層次；二是破壞性關係模式的存在延續，主要依賴家庭中的自我調節互動。這篇文章發表後，研究團隊成員開始同時對父母與罹患思覺失調症的子女進行面談，雖然當時會談只是為了探索不具治療意義，然而卻代表會談能真正觀察到家庭成員間的互動。這種聯合家庭會談方式也啟發了後來的家族治療運動，義大利精神分析學家帕拉佐利（Mara Selvini Palazzoli）於1967年帶領8位精神科醫師，採用貝特森與海利等人的概念，於義大利米蘭成立家庭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Study of the Family），並建立米蘭派系統模式（Milan systemic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