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發生在一九六九年二月,地點是波士頓北面的劍橋。當時我沒有立即寫出來,因為我第一個想法是要把它忘卻,免得說蠢話。如今到了一九七二年,我想如果寫出來,別人會把它看作故事,時間一久,我自己或許也會當成是故事。 事情進行時,我覺得不合情理,在此後的失眠的夜晚,越想越不對頭。但這並不是說別人聽了也會震驚。
我驚駭地辨出了相似之處。 我湊過去對他說:「先生,您是烏拉圭人還是阿根廷人?」 「阿根廷人,不過從一九一四年起我一直住在日內瓦,」他回答道。 靜默了好久。我又問他:「住在馬拉紐街十七號,俄國教堂對面?」 他回說沒錯。 「那麼,」我蠻有把握地說,「您就是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我也是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我們目前是一九六九年,在劍橋市。」
「我可以告訴你陌生人不可能知道的事情。那幢房子裡有一個銀製的馬黛茶罐,底部是盤蛇裝飾,是我們的曾祖父從祕魯帶回來的。鞍架上還掛著一個銀臉盆。你房間裡的櫃子擺了兩排書。萊恩版三卷本的《一千零一夜》,鋼版插圖,章與章之間有小號字的註釋,基切拉特的拉丁文字典,塔西佗《日耳曼地方誌》的拉丁文原版和戈登的英文版,加尼埃爾出版社出的《堂吉訶德》,裡韋拉·英達爾特的《血欄板》,扉頁上有作者題詞,卡萊爾的《成衣匠的改制》,一本《艾米爾傳》,還有一冊藏在別的書後面的平裝本的有關巴爾幹民族性風俗的書。我還記得杜博格廣場房屋一層樓的傍晚的情景。」
「這些證明不說明任何問題。如果我在做夢的話,您當然知道我所知道的事情。您長長的清單根本沒有用。」
「如果今天早晨和我們的邂逅都是夢境,我們兩人中間的每一個都得認為做夢的是他自己。也許我們已經清醒,也許我們還在做夢。與此同時,我們的責任顯然是接受夢境,正如我們已經接受這宇宙,承認我們生在這個世界上,能用眼睛看東西,能呼吸一樣。」
為了讓他和讓我自己安心,我裝出絕不存在的鎮靜。我對他說: 「我的夢已經持續了七十年。說到頭,甦醒時每人都會發現自我。我們現在的情況正是這樣,只不過我們是兩個人罷了。
你想不想稍稍瞭解一下我的過去,也就是等待著你的未來?」
「至於歷史……又有一次大戰,交戰各方几乎還是那幾個國家。法國很快就投降了,英國和美國對一個名叫希特勒的德國獨裁者發起一場戰役,是滑鐵盧戰役的重演。
我們的國家變得越來越土氣。 既土裡土氣,又自以為了不起,彷彿沒有睜開眼睛看外面。
「我不知道你寫了多少本書,只知道數目太多。你寫的詩只討你自己喜歡,寫的短篇小說又太離奇。你還像父親和我們家族許多別的成員那樣講課。」
我們的處境絕無僅有,老實說,我們都沒有思想準備。我們不可避免地談起了文學,不過我談的無非是常向新聞記者們談的話題。
我們一點沒有變,我想著。總是引用書上的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