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六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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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20日晚上,臺大與臺灣師範學院學生因為單車雙載遭到警察拘捕毆打,引起兩校學生不滿與抗議。隔日早晨,臺大與師院學生發起「反對警察暴行」遊行,要求警察總局道歉、賠償受傷學生、嚴懲施暴警員,並保證類似情事不再發生,終獲警察總局局長簽字同意。3月29日,各地學校學生於臺大法學院操場舉辦青年營火晚會,在麥浪歌詠隊的帶領下演唱歌曲,並在晚會中宣布將要串聯全島學生籌備學生聯合會。

盧兆麟:「這可以說是,臺灣有史以來,學生關心時局,想要對社會盡一份義務的心情,表現得最團結最熱烈最有成就的一次。但是,當學生運動發展到全省組織化的學生聯盟時,對當時的政府來講,可能就是很大的刺激了。」

傅斯年,影像來源:維基百科

傅斯年,影像來源:維基百科

剛從南京述職返臺的省政府主席陳誠聽聞學運的經過後大發雷霆,情治單位也認為事件背後必有共產黨主導,4月5日,陳誠與臺大校長傅斯年共同開會商議,陳誠問傅斯年:「南京完了,臺灣怎麼辦?」傅斯年回答:「先求安定」,並接著表示「要求安定,先要肅清匪諜。」陳誠聽後說:「匪諜的大本營,就在你的臺大和師範學院,是不是先從這兩處清除?」傅斯年立即贊成:「你做。我有三個條件:一、要快做;二、要徹底做;三、不能流血。」

當天警總即開始部屬,首先,臺灣師範學院學生自治會主席周慎源遭到誘捕,「有人到師院來找學生自治會會長周慎源,騙他說有親戚在校門口等他。結果周慎源一到,就被守在那裡的兩名特務挾持,推上三輪車,載走了。」盧兆麟如此回憶,有練過柔道的周慎源在途中奮力掙脫跳車並大喊特務抓人,「臺大學生一聽說有特務抓人,那還得了,就要找他們議論,那兩名情治人員看情形不對就跑掉了。」經此一事,學生自治會幹部立刻在臺師學生宿舍餐廳緊急召開會議,並決議要無限期罷課、上街遊行抗議政府綁架學生。

當時住在臺師學生宿舍的朱乃長回憶:「六日凌晨,忽然『鐺—鐺,鐺—鐺』的聲音大作。原來有個夜裡起來解手的同學,從廁所窗口忽然瞥見離學校不遠的地方,無數身穿軍裝、荷槍實彈的士兵,還有手持棍棒的警察。他立刻回到寢室,隨手抓起一只臉盆,跑到走廊,邊敲邊叫。被驚醒的同學們紛紛跳下床來,跑到走廊去看,這才發現宿舍已被軍警團團圍住。」

臺師學生最後決定據守宿舍樓梯口的制高處,方生社讀書會會長陳澤論:「全體同學投入戰鬥,頃刻間,防禦工事修築了——樓梯頭用自修用的課桌重重阻擋疊堆。廚房工人送來的早餐吃下,肚子飽了,飯碗又是很好用的投擲武器,窮學生平日買來做菜的醬油瓶更為好用,搬來樓梯頭嚴陣以待,上來一個打一個,上來兩個打一雙。」而軍警的指揮官則派人送上傳單,威脅臺師學生交出黑名單上的同學。

謝東閔,影像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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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乃長:「看了黑名單之後,有人就把名單上的同學藏在天花板和屋頂的隔層裡,還有人把他們的學生證收集起來,埋在廚房的煤堆下面。我們認為,只要大家都不說出自己的名字,不『按名指交』,軍警特務就奈何我們不得。雙方僵持到早晨六時半左右,院長謝東閔和訓育處的一些人員來到新宿舍,企圖勸說同學交出名單上的七個『首謀』。」陳澤論:「同學們聽了先是『噓、噓』後轉『轟』擊。有的同學站在椅子上怒吼:要抓七個同學,就把我們一起抓,我們決與北樓共存亡。」最後謝東閔與訓育處的職員離開,並扔下一句話:「一切後果,由你們自負。」

李松盛:「當時我是史地科學生,由周慎源推舉,以客籍代表的身分擔任自治會理事兼風紀部副部長,負責糾察工作。謝東閔的勸阻不但不能讓同學們『冷靜』下來,反而遭到大家的批判。以鄭鴻溪為首的同學們強烈質問謝東閔,對周慎源被秘密誘捕的事情作何感想?謝東閔被批得受不了,最後只說了一句:『我謝東閔今天還不如一條狗!』然後就和陪同的訓導人員離開了。」

謝東閔等人一走,軍警即揮舞警棍對學生展開攻擊,曾文華表示:「我們學生只有勇氣,既沒有槍也沒有其他什麼武器,可以說手無寸鐵啦!沒辦法,就一直用東西丟;我們這邊丟下去,他們就躲起來。到後來,我們把所有能丟的東西都丟完了,只好連吉他、木屐、墨水瓶也拿來丟。最後,沒東西丟了,他們就衝上來,所有住宿舍的同學就統統被抓去了。」

陳澤論:「便衣特務布列每一個階梯,見人就打。我被特務用木棍擊中頭顱,鮮血迸流滿面,又淌流衣裳,無力登上囚車。」朱乃長:「我看到不少同學被棍棒打得鮮血淋漓,鼻青眼腫。在軍警的棍棒和拳腳下,手無寸鐵的我們只能逐漸後退,直到一個個背靠牆壁,再無退路。大約上午八、九點,一場惡鬥以同學抵抗失敗告終。」

時空拉到臺灣大學,在周慎源遭到誘捕逃脫的消息傳出後,臺大學生也開始緊張起來,並把寢室的門牌拆下來,希望讓特務無法照名單辨別抓人。4月6日清晨,軍警包圍位在新生南路上的臺大學生宿舍,殷葆衷回憶:「他們一直到我們進食堂吃早餐都還沒有動手抓人。我於是向周自強提議:我們吃了早餐之後就不要再出來,用桌子、板凳,把門窗都頂著;他們要是進來抓,就抵抗,能抵擋多久算多久;反正,只要把事情鬧大就是了。這樣,即使我們被抓進去了,也不會被秘密處決。」

然而這個構想並未實踐,有學生按捺不住立刻大喊衝出,遭到軍警鳴槍喝退,最後學生圍在食堂內,被軍警從外圍一個個拖出檢查身份,而臺大收發室的辦事員也在一旁協助軍警指認名列黑名單的學生。當年擔任臺大訓導長的鄭通和在多年後接受訪問時亦表示:「為了釜底抽薪,臺大校方請警察到宿舍逮捕匪諜學生,從此臺灣各級學校再也沒有發生過學潮。」

烏蔚庭:「大家對這次事件的發生十分憤怒,三三五五的走到大門口。我見到新生南路上停有幾部大卡車,上面已經站著不少被抓的同學。我的同班好友沈慕如看了以後,就很有正義感地大聲罵說:『怎麼可以這樣亂抓人?』一位在他身旁的軍官就狠狠地說:『為什麼不可以?』隨即跟後頭的士兵說:『把這個也抓了,看他的嘴巴還硬不硬。』於是沈慕如也被拉上卡車。」

臺灣省戒嚴令,影像來源:維基百科

臺灣省戒嚴令,影像來源:維基百科

事件後,學生周自強、許華江、盧秀如、王耀華、黃金揚、莊輝彰遭控「預備以非法方法顛覆政府」判處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不等;陳錢潮、趙制陽、方啟明、許冀湯、藍士豪被控在三二一學生遊行中包圍警局,以「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判處有期徒刑,緩刑兩年;周慎源因為躲在天花板逃過一劫,並在後來投入地下組織工作,1951年11月1日因拒捕遭到刑警當場擊斃。而陳誠則在該年5月19日頒布戒嚴令,為往後四十餘年的恐怖統治揭開序幕。

徵引書目
1. 藍博洲,《台灣學運報告(1945-1949)》。新北:印刻文學,2018年。
2. 藍博洲,《尋魂》。新北:印刻文學,2015年。
3. 陳銘城,〈60年前的校園大逮捕──四六事件,清鄉白色恐怖的序幕〉。
4. 陳翠蓮,〈白色恐怖時期的臺大校長傅斯年(1949-1950)〉。
5. 歐素瑛,〈四六事件對臺灣大學之衝擊〉。
6. 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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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國民黨政府來了之後,要將日本文化消滅,把當時臺灣有日本色彩的東西通通拿掉,種下中國的東西。在詩的發展上,這一點比較少人考慮到。中國大陸來到臺灣的那些外省詩人,說臺灣沒有文化,沒有文學,紀弦就這樣講。那是因為日據時代臺灣作家拚命創作要留下來的文學資產,都被國民黨消滅掉了,都被封鎖起來了。」
1948年,山東流亡學校師生因共軍進攻,輾轉經青島、上海、杭州、湖南抵達廣州,後在陳情與協調後,超過五千名(有些口述記錄提到七千或八千餘人)山東流亡師生於1949年6月底至7月初,被送往澎湖、馬公島、漁翁島交由澎湖防衛司令官李振清安置。按各校校長在廣州與國防部、教育部、東南長官公署研擬的安置辦法,1
臺灣省立農學院(現中興大學),始於1919年的臺灣總督府農林專門學校,1928年併入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1943年獨立遷至臺中南郊,並在戰後改稱「臺灣省立農學院」,俗稱臺中農學院,由東京帝國大學農經科畢業的周進三擔任戰後的首任院長。
黃圳島出生於臺中犁頭店,少年時期曾在昭和齒科醫院擔任助手,1941年受張深鑐醫師的鼓勵前往日本求學,然而不久即因戰爭的影響投入日本海軍的招募,輾轉來到海南島。戰後,日本海軍司令向中國軍交涉:「臺灣籍的軍人、軍屬是戰爭中,日本從臺灣徵召來的,因此日本國有義務把臺灣籍的軍人、軍屬帶回臺灣交給他們的父母。
呂赫若,本名呂石堆,臺中潭子人,出生於1914年,潭子公學校畢業後同時考上臺中一中及臺中師範學校,後因父命而選擇就讀臺中師範學校。呂石堆在校雖然成績優異,然而在老師眼裡卻是「態度不良、不服從命令」,多次操行成績被打上乙等。臺中師範學校畢業後,呂石堆因家裡的媒妁之言與林雪絨結婚,並被分發至新竹峨眉山腳
林糊,號鐵骨生,彰化福興三汴頭人,興賢吟社社員,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1921年在員林開設「長春醫院」,經常參與政治與文化運動,後當選臺灣文化協會中央委員及員林支部常任委員、參與中央書局的發起,在臺灣文化協會分裂後,復加入臺灣民眾黨、臺灣文藝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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