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與抵抗：蕾拉·司利馬尼《夜晚的花香》
蕾拉·司利馬尼一出道，就是巴黎文化圈的寵兒，尤以法國總統馬克宏委託重任，擔任「法文推行形象大使」。
她的文學之路無疑順遂。但我們不免問：作者與作品的「成功」，能否解決促使她寫作的問題之根？又能回應她以文學形式拋出的問題嗎？她在作品裡關注的社會與家庭對於女性的暴力與壓力，少數族裔的歸屬感，若在文學取得成功，進而給作者帶來光環，但在引起短暫的關注之後，結構若絲毫沒有鬆動，那麼寫作的實踐，會不會只是一種消費？消費讀者廉價的同情，消費著作者一廂情願想像的他者苦難？
文學作者若有足夠的經驗與自省，應該不難察覺。無論關懷主題多大，或所處的社會如何看待文學，作者最該關心的，就是文學本身。
作者必須永遠嚴肅且固執地去問文學、作者、作品、語言風格、結構等基本問題。換句話說，越是想認真處理議題，或進行哲學的思辨，就越需要去面對作品的形式。
在《夜晚的花香》開頭，我們看見作者在進行下一本長篇的書寫期，拒絕一切社交，但筆下的人物與世界正遠離或拒絕作者的時候，那份於內於外都切實無比的孤獨。
作品卡關的時刻，或許我們會以為，文學本身也枯竭了。事實剛好相反，一個作者擁有最豐沛的文學話語的時刻，往往在作品的困頓處。該擔憂的不是無話可說，而是忍不住說得太多，使得文學成為一種自說自話。許多時候，我們寧願忍耐著的，是這種話語充盈卻不能輕易出口的寂寞。
這份孤獨沒有人可訴說，於是某種文學書寫成立。文學的語言不是誰說給誰聽，而是文學說給自己聽。文學在本質上，不是誰說給誰聽的語言，而是一種自我指涉，這才是文學成為此端與彼端連結的可能所在。
我們可以看到司利馬尼如何絕對的面對文學本身：「一個個『我必須』支配了我全部的生活。我必須閉嘴。我必須專心。我必須坐著。我必須抗拒我的渴望。寫作，是自我束縛；然而，正是在這些束縛之中，誕生了一種無垠的、令人迷眩的自由的可能。」
怎樣的自由？司利馬尼的答案簡單純粹：「寫作，就是發現創造自己、創造世界的自由。 」是以，她的作品看似充滿了身份政治的議題。在許多層面上，一位法國女性非洲移民給了她政治正確的位置。但寫作這件事，對她而言不是肯認自己的身份，為誰代言，而是一種追求不輕易被標籤的自由。
成功也好，挫敗也好，能不能持續戰鬥，持續尖銳，才是一個作者能夠一直寫下去的原因。司利馬尼的困頓狀態，證明了她文學裡的堅持，不願止步不前或重複自己，意味著要轉換狀態。因此，在這懸置的狀態中，要等待的，就是一種轉換的召喚。
作家乞援繆思，渴望突破，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冒險、漫遊，另一種則是囚禁、隱居。看似全然相反，實則一體兩面，為了自由，得先限制；為了目的，得先迷途；為了聯繫，得先孤獨。這牽涉的是寫作的本質，為了話語，必先沉默。
《夜晚的花香》篇幅不長，卻是一段完整的「通過儀式」，或是大家較為熟知的「英雄旅程」。經過啟程（隔離）--啟蒙（過渡）--回歸（整合）三個階段，帶有一種更新的力量，回到現實的生活中解決難題。司利馬尼的難題，不止是作品本身，而是限制作品的現實條件。而限制作品的現實條件，其實正是她努力以作品在搏鬥的。作為一個女性、母親，她離不開，也走不遠。於是，在威尼斯的海關大樓博物館睡一晚，成了實際可行的想像。
這個計畫是理想的中介：這是場旅行，卻是關在一個建築裡；是渡過一段時間，卻是在夜晚；是個確切的目的，任務卻是無所事事。
作為女性，她無法像塞利納（Céline）那樣，在黑夜的盡頭旅行。如今，她有一夜的時間，可以盡情漫遊。
如果這本書的前半部，是種作者的自我指涉。那麼進入博物館以後，夜晚與異鄉取消了邊界，這份自我指涉終於得到自由的形式。司利馬尼拿著手冊，在無人的夜間博物館的觀看，不再是物我的對立，那種博物館精英式的規定路線，她可以任意連結自己的經驗。因為孤絕，意義不再是規範，而是以個人的感知與經驗，加上想像。意義，本來就是源自於生命經驗與感知的創造。
她在黎巴嫩詩人伊黛爾.阿德楠(Etel Adnan)，看見與她自己一樣活在「他人之地」的靈魂；在現代裝置藝術面前坦然面對內心對於那種藝術家小圈圈的無感；在菲利克斯.岡薩雷斯-托雷斯(Felix González-Torres) 的作品中，體會自己本身對於身體苦痛的焦慮與恐懼其實勝過死亡本身；或是在羅尼.霍恩(Roni Horn) 引用的艾蜜莉.狄金生裡，重新確認她本身面臨的挫敗的價值：「書寫就是這樣的體驗：我們持續失敗，挫折無法克服，不可能性橫亙於前。可是，我們再接再厲。我們書寫。」
然後，走到博物館中心，玻璃溫室的夜來香中，她如同普魯斯特的漫長追尋所抵達的，她找回自己的名字：「萊拉（Leïla ）」。在阿拉伯語中即是夜晚。因此，無法擁抱夜晚，代表著無法認識自己。夜晚既誘惑又危險，青春期在摩洛哥的夜遊感受，在此被重新尋回。在此，下一本的主題在呼喚她：「這個世界已經消逝無蹤。我也不想讓它失了顏色。它也許會成為一部小說， 因為唯有文學能讓這些被吞沒了的生命重新顯現。」
於是，下半夜的漫遊，她的思緒更加靈敏。回憶湧現，她終於與逝去的父親對話，那是她寫作的阻礙，卻也是她的起點。她明白小說的本質不在見證，而是能以虛構去填補空缺：「我們挖掘，同時創造了另一個現實。我們不胡謅亂道，我們想像，我們為一個幻景賦予血肉，我們用記憶的片段、永恆的執迷，一塊一塊建構出這個景象。」
蕾拉·司利馬尼在異鄉的這一夜裡，重新肯認自己的外鄉性，且清楚連結起魯希迪：作為少數族裔，我們不一定要以自己同胞為名寫作，而永遠當一個混種。
夜裡的芬芳，是從自己身上發出的。她回歸，並且驅除了幻象。她確實曾經以為寫作可以彌補羞辱自己的一切，創造與肯定自己。經過了這晚，她重新確認了，寫作，「就是讓自己永遠活在邊緣」。如同開頭，寫小說的第一守則，就是說不。
這是蕾拉·司利馬尼的文學話語獨特之處，且可以繼續下去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