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滯留生》：人群中的孤獨者，也是彼此的治癒者｜觀影心得

沒有浮誇的劇情鋪陳，沒有大膽、跳脫思維的世界觀，卻能讓人在靄靄白雪中，找到冬日暖陽的和煦。《滯留生》既有公路電影的輕鬆療癒，喜劇電影的詼諧幽默，也蘊含劇情片的情感重量。

The Holdovers 由 Alexander Payne 執導，講述發生在耶誕假期裡，一段寄宿學校裡的暖心際遇。

《滯留生》的技巧處理極具復古風格，不論是剪輯、拍攝手法、配樂和妝造，除了還原電影的七零年代設定外，也恰巧呼應這個電影本身的定位：一本好萊塢的老派散文。它不像小說擁有緊密的劇情編排，筆觸卻細膩寫實，透過靜態鏡頭和日常畫面、鬆散平實的劇情留下空白處給角色說故事，讓觀影者看到藏在聖誕包裝下的孤寂。一個不被學生和同事愛戴的孤僻教師，一個被親人遺忘的問題男孩，一個耽溺在喪子之痛的母親——三個寂寞的個體，在面對各自傷痛的同時，也在學著給予和接納人與人之間的溫暖。

｜住在寂寞裡的人｜

Paul Giamatti 在本片飾演一個性格孤僻古板的歷史老師，不僅不受學生歡迎、被嘲弄是「金魚眼」，也被同事邊緣化。他曾試著融入，但沒人能理解他的幽默和歷史梗，時間久了保羅便漸漸習慣了孤獨，拒絕社交活動，總是透過嘲諷身邊人事物的荒唐以掩蓋自己的寂寞。直到安格斯意外闖進他封閉多年的生活，他的直率和真誠打破保羅僵化的心牆；自保羅踏上波士頓之旅的那刻，那結冰的湖面也正慢慢復甦。

「她從來不看我一眼。也許是看著我會讓她看見我的父親。」

安格斯在老師眼中是令人頭痛的問題學生，調皮且不守規矩，因為家庭因素而被迫留校，期間卻屢屢試著逃走；但在如此叛逆的外表下，安格斯有一顆溫暖且善解人意的心，只是他故作堅強而選擇用那些滑稽叛逆的舉動武裝自己的不安和厭惡，為了不讓自己成為同學之間的笑柄。面對破碎的家庭、改嫁而漠視自己的母親，安格斯內心不解也無法釋懷，卻害怕顯露出心裡脆弱的一面，總是玩笑帶過，假裝自己只是個不成熟、愛鬧事的青少年。

當然，他是個還沒長大的孩子，也像所有正值青春期的學生一樣，嚮往探索、對性事充滿好奇心，卻也因為這個身份，他所要承受的重量是其他任性自傲的同儕們無法同理的。留校期間，安格斯不斷抱怨自己被迫和無趣的歷史老師共度聖誕假期，實則是為掩飾自己因為被家人「拋棄」而獨自過節的失落。

當保羅不耐的說出自己淪為「學生保母」的無奈時，安格斯激動的回道「我爸爸已經死了！」這句話讓保羅、瑪麗誤以為他也正經歷喪親之痛，直到那台計程車緩緩駛向郊區的精神病院，安格斯走進探視房凝視著已經精神失調的父親時，眼神中滿溢的不捨和惆悵，觀影者才明白原來對安格斯而言，最放不下的傷痛的莫過於無法承認自己那疾病纏身的父親。安格斯還想為父親停駐，卻被現實逼迫接受新的生活。對十七歲的他而言，那不是家，只是一條陌生的路，行李箱的那張黑白相片便是他與父親僅剩的羈絆。

「這裡是我與那孩子共處的最後一個地方。」

瑪麗的兒子在高中畢業後進了軍校，原以為打完仗就能籌到大學學費，戰爭卻抹煞了母子重逢的心願。自此之後，瑪麗再也沒有離開過巴頓校園，將自己困在擁有她和兒子最後回憶的寂寞之地。在聖誕夜派對上，瑪麗重複播放著兒子生前最愛的樂團，隨著音樂擺動著，彷彿派對上的嘈雜交談聲都捲進那張轉動的黑膠唱片裡，而她循著的環繞在空氣中音符感受兒子的體溫。瑪麗從未離開過她和兒子的往昔——靜靜躺在牆邊的大提琴、掛在牆上的海報和錦旗、衣櫃裡依舊乾淨筆挺的軍服——她把現在式的自己活成了過去，也許是尚未熬過喪子之痛，又或許是瑪麗作為母親不願面對破碎的自己；她相信只要不斷追憶和掛念，兒子就不曾離開她，因此瑪麗甘於沈睡在無盡思念裡。

｜彼此的治癒者｜

那趟波士頓之旅不僅牽起三人的友誼，亦打開他們塵封的心扉，讓三人正視內心的空虛，學習與過往創傷共存。他們之間的陪伴是同理，是冬夜裡自製的櫻桃禧年，是樸實又簡陋的聖誕樹，是離別前空白的筆記本，是各式造型的聖誕餅乾，是電視機前的跨年倒數。回程路上，他們分享著的鄉間小徑的寧靜與悄悄爬進車廂內的冬日暖陽，背景伴著民謠吉他清脆的樂音；在假期結束的前夕，雖然不見三人去程時的笑容，但不同於以往的是，他們心裡的創傷都得以痊癒。

《滯留生》的溫馨在於那份寫實的孤寂、平易近人的角色和真切的情感流動；曾停留在過去、困在悲痛裡的他們，原以為一輩子將擱淺在孤寂中，卻因為這場滯留成為相伴彼此的溫暖存在，使得他們重拾不完整的自己，繼續面對眼前不完美的生活。

“Keep your head up, all right? You can do this.”

“Yeah, I was gonna tell you the same thing.”

是各自的孤獨在那年聖誕節挽留了支離破碎的他們，而這場滯留也讓他們不再孤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