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燼》：再次被「國家機器」賜死，他說這是一種「緬懷」、有某種悲傷與壯烈

《餘燼》上映海報

雖然交代情節的功能性台詞或角色、糟糕透頂的節奏把控與莫名其妙的配樂（尤見張振澤跟許小姐在河堤討論嚴肅案件資訊卻佐以溫情配樂）交互作用下，令使體感時間被擴延至地老天荒，卻還是得嘗試說服己身轉換心態，拉低過往觀看經驗積累而訂立的種種下限，專注於主要角色背景設定與類型敘事，以確保得以主觀但公正的推敲作品命旨甚或作者的言下之意。如此選擇性忽視諸多缺陷的前提，也確實致使一切不合理皆能尋求幾句近似詭辯的開脫之詞，因此雖與主流負面意見相去甚遠，初閱卻仍不改「雖然如何但是如何」的正向回饋，然而，進入院線後的訪談與映後，作者針對提問現身說法，卻於真正意義上，透顯無關乎專有名詞的「平庸之惡」，而是編導功力是如何「平庸」，以致於無法去意識自身正遂行怎樣的「惡」。

正向回饋或開脫之詞，首見警察小蔡（劉冠廷飾）要求目擊證人巫建成（巫建和飾）形容隨機殺人的兇手特徵，由讓罪犯側寫勾勒出其面貌，卻因巫建成對於警察隊長（陳以文飾）碎嘴的不滿，導致後續誤打誤撞摩繪出警察隊長的模樣。看似致敬過往班底插科打諢的笑點，套換角色設定則顯事有蹊蹺：當巫建成這位與執法者、受難者相對無關的第三方，嘗試形容兇手特徵，勾勒出的卻非劊子手黃春生（王柏傑飾）而是警察隊長的面貌，彷彿暗示作者對轉型正義的認知，側重於威權本身的批判，而消解了執法者的平庸之惡，且以此延伸聚焦警察隊長那句「有時候正義薄得像一張衛生紙，擤鼻涕都不夠」，又或是在醫院對警探張振澤（張震飾）的誘導式說詞，對於正義的嘲諷與企圖抹去真相的作為，皆呈現了威權行徑的荒謬，儘管忽視執法者的作為其心可議（早有諸多討論而不在此贅述），卻還是以設定敘寫了模糊的語句。

又見張振澤父親雖同為警探，張振澤母親卻為香港僑民，之於這般講述受難者遺族與加害者或其後代的劇情，好似同巫建成的角色，作為相對無關的第三方而非單純的執法者；倘若以此為前提延伸，便得將全片追案漫無邊際的節點，幾為強詞奪理的視作轉型正義必然的漫長，同時合理化近片末收束於莫子凡（莫子儀飾）空包彈的設定（畢竟本來就不該對無辜的人開槍），又同時交代了張振澤辭職良心發現，回歸純粹第三方身分語出「當真相被掩蓋時是沒有正義的」的說教之詞設定。

此外，彷似為求完整交代而不刪除任何功能性角色、劇情的前提，背景設定與調度似是有意無意、賦予更多的詮釋空間。比如莫子凡與莫聲遠父子，透由同樣的演員飾演，兩者的長相則被賦予了符碼般的意義，是故除開黑澤明以降被過分泛用的透明板疊合受害者與加害者之攝影策略，更尤須注意關押許士節（金士傑飾）的小房間，置於莫子凡房內鏡子的後方，宛如意表莫子凡將心神置放於對原初加害者的復仇，而從未正視自身模樣、正視關於父親的記憶，給予空間不同的意義。

又比如假定受難者遺族組成的殺人集團（個人對此適切與否始終存疑），將莫子凡主謀身分與黃春生的劊子手身分，分別對位白恐時代的威權與執法者，並讓莫子凡被「相對無關第三方」賜死後，以莫子凡信件和許士節望見尋覓佚失鞋履的幼年莫子凡做作收，猶如冀望信件內容得以說明對於原初執法者的理解而非和解（後續鍾本人還真是如此論調），表示受難者遺族與其變作加害者，不如就精神上凌遲執法者，提醒他們不要忘記，餘生都須做著小孩佚失鞋履的夢。

儘管前述如何想方設法、天馬行空言及其立意如何良善，然而，隨著重閱後的疑惑增生，加之和曾參與映後之友人討論，得知作者是如何的「天真爛漫」，因而起心動念點閱訪談、映後等作品之外的論述，方才意識觀者如我對於電影的一切解讀是如何過度，又是如何愚蠢乃至於令人咋舌。

莫子凡於2000年尋獲過往抓耙子馬邦國，謀定及至2006年而後作（未明確交代綁架、私刑馬邦國的時間序），正好對位民進黨陳水扁政府上位，首次政黨輪替與倒扁的兩個時間點，且電影主線以電視播映王建民的比賽作為開場，並憑透張振澤的那句「那時候全世界都在看棒球」，標明電視內容的重要性，接續兩次出現電視內容，則是麵攤老闆固定播映卻不見得有人看的57台施明德紅衫軍（該畫面中沒有人物前景），以及莫子凡關掉紅衫軍新聞前往小房間的時刻。彷彿呼應莫子凡「國家給了我們什麼，一座公園？一個紀念日」的台詞，暗指莫子凡曾對政黨輪替抱持期待卻落空的可能性。

基隆長官交代黃春生綽號「巴黎先生」（劊子手）由來，並講述四次槍決穿過胸口後的彈頭，得熔解為銅牌作避邪之用，至黃春生與張振澤近身肉搏時刻，則閃過四次的明確時間點，分別為2003年8月21日、2004年11月25日、2005年某月某日（應為1月12日或12月26日，請體諒實在不願再花三小時進戲院確認，歡迎協助補充）、2006年某月某日（同上），前兩次對應到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3980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5423號刑事判決，第三次對應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4429號刑事判決或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5420號刑事判決，2006年之第四次則為杜撰（查無2006年槍決案件），全部案由並無相關，而前兩次共同點則是核准執行者——陳定南。

援引實際案件的意圖不明所以，無法明悉鍾是否對於扁政府時期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其支持廢死卻仍核准數十名死刑犯處決的行為作出批判，又或是控訴扁政府本身轉型正義的推行不利，以及國務機要費案如何的諷刺，之於數千日月起落後的現今，回頭表示對於前人努力的不滿，而未及檢討始作俑者（難道鍾認為中國國民黨已經爛到不需批判？），百思不得其解。

當映後觀者問及張振澤香港僑民後代的設定，鍾表示因為找不著願意出演該角色的台灣演員，只尋得香港演員鮑起靜，為合理化口音問題並新添趣味，而更改台灣後代的設定（與參與映後之友人再三確認，如有勘誤歡迎指正）。若一般情境該處理無可厚非，然而，電影本身卻是講述受難者遺族與加害者或其後代的故事，出身更顯重要，張振澤身兼追案的主角身分，假使忽視香港出身，也就令前述「相對無關的第三方」說法無法成立，角色淪為純粹的執法者，全片的拖沓亦無法辯稱轉型正義的必然漫長，而僅只導功的無能，「當真相被掩蓋時是沒有正義的」的說教之詞亦匯作純粹的說教，再次對於未意識該設定之重要的作為百思不得其解。

以上疑慮皆僅只「疑慮」階段，出於對於人類認知的性善，是以持續為其開脫，直至某次映後內容而作罷，其撕扯觀者如我的理智線、或是說壓垮胖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鍾回覆為何要安排張振澤開槍射死莫子凡之提問而語出的「輪迴說」，逐字紀言如下：

「其實莫子儀的死，跟他爸爸都是被所謂國家機器所殺，張震也是代表國家機器的意思，所以這個東西某種程度上，它在重複1956年白色恐怖那一段時間，再走了一次，我覺得人的生命很多都是像輪迴一樣，同樣的事情很多都會再發生一次，它代表了某種程度上他…很多時候他只是想…他對這件事情沒有所謂的一個…因為他這個角色滿尷尬的是他是一個被害者，當初的被害者，但現在變加害者以後，他事實上怎麼面臨到國家機器的制裁，所以他最後面臨到的是說，他情願選擇用這種方式來結束自己的生命，包括死在夕陽下的李銘忠那個角色，我覺得那個死亡對我來講，它有某種去緬懷過去那些白色恐怖那種…它有某種悲傷吧，甚至有某種壯烈」

姑且不論開創輪迴一詞的印度教、佛教、道教等眾多宗教是如何詮釋這個詞彙，放在電影、小說或任何形式的創作，往往表達作者觀察某種情境，之於某種背景下必然重複的尋常景況，比如溝口健二《赤線地帶》首尾呼應初入煙花巷的女子，便呈現上世紀中期日本賣春禁令下風塵女子普遍淒涼的景況，又比如約瑟夫．孟威茲《彗星美人》片末出現的中學女子，憑透多面鏡映射無限面容，呼應電影中「篡奪」女明星身分地位的伊芙，講述成千上百汲汲營營熠熠星光的女子存在，近代則如《進擊的巨人》，男孩遁入樹洞呼應時序最初的尤彌爾，彷彿訴說人類自尋毀滅的必然。

「輪迴」本身無可厚非，之於劇情的擇用依據亦合情合理，然而，在《餘燼》這般講述轉型正義若有似無的論述中，卻是僅只創作而無關議題討論的思考。倘若綜觀全片的種種設計，假定受難者遺族組成殺人集團、集團主謀從不正視關於父親的記憶而僅在乎復仇、對於政黨輪替的新氣象是如何希望破滅，乃至於收束受難者遺族同父輩又一次被所謂「國家機器」賜死，皆得視作某種「處心積慮」，為了完備與議題絲毫無關的創作思考，處心積慮令使受難者永遠無法出脫被國家機器賜死的輪迴，他說那叫作「緬懷」，有某種悲傷與壯烈。

可能是「因為一種信仰」，因為一種弄巧成拙的信仰，《餘燼》的意義或無意義，在於其電影技法、議題處理等各方各面的一無是處，得作為觀者理解電影藝術與白色恐怖的絕佳反例與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