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年媒體報導有關新疆、內外蒙古及西藏消息評析(一)

二○二○年是個不平靜的一年，由於新冠病毒肆虐，造成全球性災難，幾乎所有媒體都以報導新冠病毒疫情為主，以致許多消息都被忽略了，尤其在台灣客觀環境與大陸新疆、內外蒙古、西藏距離遙遠，又在主觀「去中國化」意識形態下，對大陸邊疆地區以及海外藏情消息，較諸往年，更為少見，筆者以台灣二○二○年主要平面媒體《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為主，間或採摘《蘋果日報》、《旺報》所刋載有關新疆、內外蒙古、西藏及海外藏情消息，作一整理分析並加以評論。

中國（指歷史、文化之中國，不指某一政權之中國，以下皆同，不另加注）疆域廣袤，清末民初時其面積為一千一百四十餘萬平方公里，但新疆、內外蒙古、青康藏占一半以上，即憑此點就可知其對中國之重要性，更何況早有學者指出：從今內蒙古自治區滿洲里到昆明劃一直線，線以東擁有百分之九十四的人口，但地下資源（指礦產、石油、天然氣等）卻只有百分之六；反之在線以西，人口雖只有百分之六，地下資源卻有百分之九十四，於焉又可證明新疆、內外蒙古、青藏高原對中國之重要性。

誠然百多年前，上述地區聚居著蒙古、維吾爾、哈薩克……藏族、回族、羌族、撒拉……等民族，漢人較少，但經一百多年來，如今情況已有極大改變，以今內蒙古自治區而論，總共有二千四百萬六十萬人[1]，據中共二○一○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大陸共有蒙古族五百九十八萬一千八百多人，其中有聚居於遼寧省、青海省、甘肅省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者，因此內蒙古自治區蒙古族不會超過四百五十萬人；青海省民族自古就呈多元情況，諸胡列國時期（即一般文獻所指的五胡十六國時期，按當時除匈奴、羯、鮮卑氐、羌五種胡族外，尚有稽胡、狄或作翟、沮渠等胡族；所建的國家也不止十六國，故稱諸胡列國較為合適；至於稱五胡亂華尤屬不當，自古以來從無一個律法規定中國大地只能由漢人命王稱帝，如有胡族建元立號，則視之為「亂華」），青海已是鮮卑、羌族主要聚居地區，其時尚未見吐蕃（即清代以後之西藏）一詞，青海原無藏族棲息其間[2]；再進一步看，土地先人類出現在地球上，從未有一人或一族生下來時，帶來寸地尺地，連一顆泥沙也不曾帶來，人，只是土地的過客，稱某地屬於某族實為無稽之說；設若某地以某民族為早住民族，即宣稱某地為某民族所有，則在南、北美洲、澳洲的白種人，是否應返回歐洲？

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截至二○一三年底，總人口為二千二百二十萬[3]，據大陸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大陸維吾爾族人口為一千零六萬九千多人，仍未及新疆總人口之人半。至於西藏自治區總人口為三百二十二萬二千多人，其中藏族人口為二百七十一萬六千六百多人，占全自治區人口90.48%，漢人僅有二十四萬六千一百多人，占全自治區人口8.17%，另有少數回族、門巴族、珞巴族、怒族、納西族、僳僳族、蒙古族、土族、獨龍族、滿族等[4]。

外蒙古自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中華民國正式承認其獨立，如今已是一獨立國家，其境內雖有若干漢人，但人數極少微不足道，且多歸化成為外蒙古國民。

至於長城以北的大漠南北，自遠古以來就是匈奴，丁零（敇勒、高車、鐵勒）、鮮卑、突厥、蒙古等草原游民族生存之地。西漢武帝劉徹時，命衛青、霍去病等，北伐匈奴，奪得河西之地，將之設為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迫使匈奴將單于庭遷往漠北，但並未統有漠南。唐初太宗李世民雖攻滅東突厥汗國，統有大漠南北，並將之設為單于都護府（大致在漠南），其下有：呼延都督府、雲中都督府，定襄都督府；安北都護府，但均為覊縻性質，實際上仍以突厥族為主，中原漢人並未移居其地。

唐末契丹族崛起，建立遼朝，統有大漠南北之地，遼末女真族建立金朝，大致擁有遼朝之疆域，之後蒙古族在鐵木真領導下，建立大蒙古國，鐵騎所至無堅不摧, 其孫更在中原建立元朝，舉凡大漠南北、天山南北、青藏高原均納入中國元朝版圖，及至朱元璋建立明朝，其疆域北邊大致以今長城與蒙古為界，終明朝近三百年，並未統有漠南地區，更無論漠北。

明末東北女真族愛新覺羅．努爾哈赤崛起，建立金政權（史稱後金），與科爾沁蒙古聯姻，漸趨強大，及其孫順治入關改國號為清，其時漠南各部蒙古，多已歸順中國清朝，清廷將之編設為盟、部、旗，及至康熙時，西藏五世達賴教唆準噶爾蒙古噶爾丹攻掠漠北喀爾喀蒙古三汗及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漠北喀爾喀蒙古不敵，乃往南逃到漠南向清廷請求庇護，按當時中國清朝尚未綏服漠北喀爾喀蒙古，康熙見漠北喀爾喀蒙古來求庇護，認為乃是機會，遂大力予以賑濟，並承諾來年必將準噶爾逐出漠北，使喀爾喀之眾得以重返故土，時為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年），清廷為此乃儘快結束與俄羅斯在東北黑龍江北方雅克薩之戰，而與俄羅斯簽訂《尼布楚條約》，將黑龍江上游額爾古納河以西至貝加爾湖之地割讓予俄羅斯，以便騰出兵力對付準噶爾，事在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六年）。

次年康熙踐諾親自率兵征討準噶爾，將噶爾丹逐出漠北，使喀爾喀之眾得以重返故土，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年）刻意在漠南之多倫諾爾（該地靠近漠北，其地為今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錫林浩特市多倫縣）舉行會盟比丁大典（等同今之閱兵大典），邀請漠北喀爾喀三汗及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前來觀禮，清廷此舉顯然含有耀武揚威之意，而喀爾喀三汗目睹中國清朝軍威壯盛，一則恐懼準噶爾噶爾丹雖被中國清朝逐出漠北，一旦待其休養整補後，很可能再度來犯，屆時仍無力抵擋；再則中國清朝有恩於喀爾喀；遂在懷德畏威情況下，表示願意歸順中國納入中國版圖，比照漠南蒙古例，編設盟旗，但要求保留三汗名號，中國清朝自是同意，遂以三汗為三盟，下設八十六旗（至於三音諾顏部，係雍正時所增設，不稱汗），從此以大漠為界，在漠南者稱內蒙古，在漠北者稱外蒙古，載入《大清會典．理藩則例》，從此內、外蒙古成為法律名詞。

自外蒙古自動歸順納入中國版圖，以至清末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二百多年，幾乎沒有發生叛亂情事。但俄羅斯向東擴張野心始終未戢，尤其清朝中末葉之後，國勢日頹，益增俄羅斯侵掠外蒙古之意圖，清末俄羅斯駐外蒙古總領事，對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更是曲意籠絡，對外蒙古王公則鼓動其脫離中國，且宣稱只要脫離中國宣稱獨立，則所欠中國政府及在外蒙古中國內地商號之債務，均可一筆勾銷（以上請參見師博主編《外蒙古獨立內幕》，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及李毓澍《外蒙政教制度考》，台北中央研究出版，李毓澍《外蒙撤治問題》等書》），於是當一九一一年武昌革命槍響，外蒙古在俄羅斯教唆、支持下，驅逐中國清朝所派駐庫倫辦事大臣三多，宣告「獨立」，嗣經中華民國北洋政府與俄國及外蒙古展開談判，最後外蒙古改獨立為自治，經陳籙、陳毅兩位駐庫倫辦事大員之妥善斡旋，外蒙古活佛王公對中國中央頗為傾心，已進入撤銷自治之談判，但此時北洋政府中央突派徐樹錚為西北籌邊使，率少數軍隊進入外蒙，徐氏不耐緩慢之談判撤治問題，求功心切，竟以武力逼迫外蒙活佛、王公簽下撤銷自治重歸中國版圖之文件，但不幸北洋軍閥發生內鬥，徐所依靠之派系被迫下台，徐樹錚被通緝，乃逃離外蒙，外蒙高層對徐樹錚之飛揚跋扈至表不滿，而此時俄國內部發生共產革命，西北利亞帝俄殘部恩琴率兵攻入外蒙首府庫倫，逼迫外蒙活佛，王公再度宣佈獨立，仍由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為「皇帝」，但恩琴生性殘酷，引起蒙人不滿，有外蒙本土派之蘇赫巴托及受俄共訓練、支助之喬巴山合作，在蘇聯紅軍支援下，將恩琴逐出外蒙古，外蒙遂在蘇聯控制下三度獨立，仍由哲布尊丹巴為「皇帝」，時為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

及至一九二四年哲布尊丹巴辭世，外蒙古改稱「蒙古人民共和國」，完全受蘇聯控制，但中華民國始終不予承認，且在同年蘇聯還與中國北洋政府簽訂《解決中俄懸案大綱協定》，該《協定》共有十五條，另有聲明四款及致加拉罕函1.2議定書，在該《協定》第五條明文載列：

蘇聯其時雖已占領外蒙古，可是在法律意義上，外蒙古仍為中華民國領土，不過領土問題，從來就不是法律問題，而是實力問題，當時（一九二四年）中華民國雖在法律文件上保有外蒙古主權，實際上既無一個官員派往外蒙古，也無一兵一卒駐紮外蒙古，而外蒙雖在名稱上為「蒙古人民共和國」，實際上完全被蘇聯所控制，此種情況一直維持到一九四五年，日本侵華戰爭末期（也即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希望早日結束戰爭，期盼蘇聯能對日宣戰，乃屈從蘇聯之要求，由美英蘇三國在俄境克里米亞之雅爾達簽定密約，脅迫中華民國承認外蒙古維持現狀（指「蒙古人民共和國」），遂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並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公開宣布承認外蒙古獨立，從此法律上外蒙古從中華民國版圖中分離出去，成為一個國家，目前已與一百多個國家「建交」，並成為聯合國會員國。[5]雖然事實是如此，但從歷史、文化上看，外蒙古問題，始終是中國人心中的痛。

新疆，古稱西域，漢、唐雖曾威震西域，或派駐都護或就西域原有各國，設為覊糜式之都督府等，並未納入中國版圖，此乃史實，無需諱言，也不能否定，唐末五代紛起，而西夏、契丹先後稱雄於北方，兩宋係弱勢朝代，之後女真之金崛起，攻滅遼及北宋，盡有遼朝領土及北宋部分領土，但其力量並未能及於西域，其後西域被遼宗室耶律大石所統治，西方史家稱耶律大石所建之國家為「喀剌契丹」（其意為黑契丹；而黑在北方游牧民族中，具有純潔、神聖之意，如純正之蒙古稱為黑韃靼，神聖之崑崙山稱喀剌崑崙山等），但漢文史傳則稱之為西遼，西遼宮庭（虎思斡耳朵）使用漢文[6]，如果把西遼政權認為是中國王朝之一，則在西遼（一一二四～一二一一年）統治時代，西域成為中國領土，設若此說不成立，則西遼至少把中國文化推廣到西域，這是不可否認的史實，西遼末帝耶律直魯古（一一七八～一二一一年在位），被流落中亞草原之乃蠻部(註)太陽汗之子屈出律所篡，仍稱喀剌契丹，後被蒙古所滅。

(註)乃蠻部被蒙古鐵木真所滅，鐵木真滅乃蠻部後，稱成吉思汗，並建立大蒙古國，從此向外擴張。乃蠻太陽汗死後，其子曲出律流落中亞草原，曲出律，西方文獻多作古出魯克，中亞草原有不少乃蠻流亡之人。

蒙古汗鐵木真滅乃蠻後，稱成吉思汗（其意雖有諸多說法，但以眾汗之汗或汗中之汗之說法較為妥適[7]），並建立大蒙古國，從此向外擴張，聞知西遼被乃蠻部太陽汗之子所篡仍稱為喀剌契丹，乃派軍攻滅西遼而有其地，從此與中亞大國花剌子模接壤，初雙方約定和平共存、互通貿易，蒙古乃派出五百多人組成之商隊，滿載珍貴貨物向中亞出發，不料行經花剌子模東部邊境時，竟被花剌子模邊境官員所劫殺，掠奪所有貨物，成吉思汗聞訊大怒，乃親率大軍西征，此為蒙古首次西征，攻滅花剌子模，並將中亞之地封賜其次子察哈台，建立屬於大蒙古國之汗國，（初已將今天山南北之地，賜其三子窩闊台，建為窩闊台汗國），稍後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於討伐西夏時崩殂，由窩闊台嗣立為大蒙古國大汗，之後察哈台汗國漸次東掠，窩闊台汗國遂消失，當蒙古大汗由蒙哥（係成吉思汗四子拖雷之子）嗣立（蒙哥之得以嗣立，得到成吉思汗長子朮赤之子巴都之支持，朮赤曾被成吉思汗賜以西部西北利亞及今中亞北部建立金帳汗國，巴都支持拖雷系之蒙哥，但要求金帳汗國不再屬於大蒙古國，蒙哥同意之[8]），蒙哥崩殂之後，其弟忽必烈自立為大汗，並建立中國正統王朝──元朝，蒙哥任大汗時曾命其同母弟旭烈兀率軍西征今阿富汗、伊朗、阿拉伯等地，並在當地建立伊兒汗國，按察哈台自始即與朮赤不和，而朮赤與拖雷感情較好，因此忽必烈建立元朝後，拖雷系之金帳汗國雖已不屬於大蒙古國（忽必烈雖建立元朝，但仍是大蒙古國之大汗，元朝諸帝多擁有汗號），但仍支持元朝，伊兒汗國創建者旭烈兀與忽必烈係同母所生，也奉元朝為宗主，察哈台系之察哈台汗國並不尊奉元朝，因此一般文獻多稱元朝統有四大汗國，並不恰當，元朝疆域雖大，但實際上並未統治西域，這一點向者並未提及，元朝妥懽帖穆爾退出大都，明朝建立，以其順天應人退出漢地，故于其崩殂後，謚之為順帝，但蒙文文獻並不接受此一謚號，而另行謚之為惠宗，這一點既往史書甚少提到。

明朝建立後，雖擁有今長城以南之地，但其武力既未越過長城，更不及於西域，且明朝時在今新疆地區之蒙古瓦剌部崛起，武力壯盛，且曾在土木堡（在今河北省張家口市懷來縣西南）擒獲御駕親征之明英宗朱祁鎮，可見明朝確未統有今新疆地區。瓦剌或稱衛剌特，主要由準噶爾、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及和碩特四部組成之部落聯盟，及至明末準噶爾部獨強，土爾扈特部西徙裏海北岸伏爾迦河東西兩岸之地駐牧，和碩特部東徙今寧夏、青海一帶駐牧，準噶爾部獨占今天山以北地區，杜爾伯特部分布於今外蒙古西部科布多盆地，此種情形一直維持到清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年）。

及至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年）清廷大舉進剿準噶爾終將準噶爾剿滅殆盡[9]，並平定天山南路回亂，遂將天山南北納入中國版圖，乾隆為誇耀其戰功，將天山南北命名為「新疆」，並置伊犁將軍總統天山南北之事，在伊犁將軍之下分置參贊大臣、領隊大臣……等官員，並採行伯克制，雖然與內地各省不同，但其為中國清朝領土，實無庸置疑，清朝又從東北將錫伯族、蒙古族察哈爾部等族，調往新疆駐防，更證實新疆為中國清朝領土，但清朝治邊政策最大敗筆，則為從未想化邊疆為內地，讓全國臻於一致，其原因則為創建清朝之女真（滿族）本身為邊疆少數民族，入主中國後，面對被統治而人數眾多的漢人（其實不是單一血緣體之民族，而是由許多不同民族融合而成的民族共同體）缺乏信心，因此刻意讓新疆，內外蒙古、青康藏地區各民族保持原有的語言文化、習俗，以與內地作一區隔，而與滿族站在同一陣線，與主體民族漢人對立，以維持其統治權，以清朝享祚之長，原有機會將邊疆內地化，但清朝對此不作為，此為其治邊政策之最大敗筆，也為清末以至當代留下邊疆問題[10]。

清代雖將天山南北納入版圖，乾隆為誇耀其武功，並取名為新疆。此一詞稱等於否定歷史上西域與中國的關係，漢、唐雖未將西域納入版圖，但均臣服於中國，契丹耶律大石立國於西域，這些史實被「新疆」一詞給否定了，乾隆好大喜功實不足取。清朝雖實質統治新疆，但並未在新疆從事任何基礎建設，致新疆與內地差距越來越大，形成莫大隔閡，有清一代新疆曾多次發生動亂；及至民國肇造，先後由楊增新、金樹仁、盛世才所控制，雖未宣告脫離中國，但並不服從中央政令，形同割據，在盛世才控制新疆期間（一九三三～一九四三年），且曾發生「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建國事件，此一事件係英國幕後策劃，鼓動維吾爾族和加尼亞孜、沙比提大毛拉、尤努斯伯克……等人發起「建國」活動，此一「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宣告成立，盛世才一面倒向蘇聯，得到蘇聯之助（英、蘇為爭奪對新疆之控制，形同對立），於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三日將所謂「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之亂敉平，此一「共和國」只存在三月個又一天。

二次大戰末期蘇聯被德軍打得喘不過氣，盛世才眼見蘇聯並不可靠，而中華民國對日抗戰形勢好轉，已露出勝利曙光，遂派其弟到重慶與中央溝通，願意返回中央並決定反蘇反共，中央接納其請求，於一九四二年初派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前往迪化（今烏魯木齊）與盛世才作進一步接觸，同年八月再派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入新，對盛世才下達若干指示，由是新疆確定回歸中央， 初期派朱紹良暫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繼而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為新疆省主席，（一九四四年十月～一九四五年十月在任）時新疆部分維族受蘇聯蠱惑，發動所謂「三區革命」（三區指阿勒泰、伊犁、塔城）。

在蘇聯支持下，於伊寧市成立「伊寧解放組織」，以泛突厥主義與泛伊斯蘭主義為口號，進行「東突建國」活動，吳忠信無法處理，辭省主席仍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改由張治中兼新疆省政府主席，與「三區革命」代表談判，過程並不順利，但也未進一步惡化，張治中已不耐此種冗長談判，遂保舉受英國支持之麥斯武德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但麥斯武德雖為知名之雙泛份子，且係受英國所支持者，與「三區革命」份子受蘇聯豢養，雙方背景可說是南轅北轍，兼以麥斯武德不得人望，且操守也有問題，「三區革命」問題遂越演越烈，張治中眼見情勢大壞，乃向中央建議撤換麥斯武德，另保舉包爾漢為新疆省政府主席，均獲中央同意，包爾漢雖出生於俄境喀山，但立場較為溫和，「三區」方面態度緩和下來。

此時國共內戰已近尾聲，國民政府落敗已成定局，當時已投共的張治中，致函新疆省主席包爾漢及駐守新疆的陶峙岳促其歸向中共放棄抵抗（按張與陶既是同學，陶又是張之部屬，時陶為西北副長官兼新疆警備司令）至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二十六兩日，新疆省駐軍及新疆省政府先後通電中共中央「起義」，切斷與國民政府一切關係。至於三區方面，中共當局早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以後，就曾經與三區所自行成立之「政府」有所聯繫及至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正式邀請三區「政府」派代表出席即將在北京召開之「新政治協商會議」，八月十八日毛澤東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主席名義，正式邀請三區「政府」阿合買提江到北京開會[11]。

三區代表阿合買提江、伊斯哈克別克、阿巴索夫、達列里汗四人，及新疆民主革命黨迪化區委員會（即一般所稱的「戰鬥社」）負責人羅志等五人，於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自伊犁出發，繞道蘇聯，於二十七日搭飛機飛往北京，當飛機經伊爾庫茨克外貝加爾湖上空時，因氣候惡劣，飛機墜落，機毀人亡，阿合買提江等五人亡身異域，中共中央另行邀請三區代表，計有賽福鼎、艾則孜、阿里木江、哈肯木巴耶夫及新疆戰鬥社重要成員涂治等人前往北京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從此所謂「三區革命」煙消雲散。

中共建政後將新疆原三區擁有的民族軍編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這些民族軍原為臨時聚集者，並無嚴格軍紀，編入建設兵團後，無法接受正規之軍紀，且與當初要求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之目的相違，兼以當時中俄兩共發生路線之爭，蘇聯極力慫恿原新疆民族軍逃離新疆，於是整個新疆三區革命時之民族軍帶同眷屬集體逃往西邊之蘇聯哈薩克加盟共和國，據傳其人數多達十餘萬，蘇聯將之集中安置於阿拉木圖（時為哈薩克加盟共和國首府）[12]，一九八○年代該批流亡哈薩克之新疆民族軍領導人曾輾轉過管道，與在台維族意見領袖接洽，希望中華民國政府能給予贊助，時在台維族意見領袖曾致函中國國民黨主席蔣經國轉達此項訊息，一、二月之後未見回音，乃向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祕書長蔣彥士詢問，承告蔣主席無意處理此事，時為一九八○年代，而今哈薩克已脫離蘇聯成為獨立國家，且成為聯合國會員國，該批流亡哈國之維吾爾人，想已歸化成為哈薩克國民。

中共建政後，新疆經常處於不穩定狀態，經常發生恐怖暴動事件，尤以二○○九年七月五日，烏魯木齊發生規模較大的暴動，有萬餘人參與，世界媒體對此多加報導，之後更是經常發生恐暴活動，據此間平面媒體報導，二○一四年上半年新疆發生規模大小不等的恐暴事件就多達數十次，此間媒體報導新疆恐爆消息多達169則[13]，之後仍時有發生，但最近三、四年則未見發生，或許中共當局已經有效「控制」新疆，此項「有效控制」新疆之作法，曾引起美國嚴厲批判，因此新疆仍非絕對穩定地區。

至於西藏，首先要釐清其範疇，十四世達賴及其流亡組織認為凡有藏人聚居之地方，概屬其所謂的西藏，但在中國（指歷史、文化意義的中國，不指某一政權而言）地方行政區劃中從未作此認定。甘肅、四川、雲南、青海等省，都有藏族聚居其間，但從未劃歸西藏管轄，此為史實，不容狡辨，在此一原則下談西藏問題始有意義。

基本上中共直接統治西藏已六十多年，西藏自治區已無問題，反而是流亡海外的十四世達賴及其流亡組織在美歐日各國為牽制中共，而利用達賴將之作一枚棋子，而達賴本身自流亡後，野心大熾，竟想建立喇嘛王國，原先想把其自行扶立的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係九世）送回外蒙古（但為外蒙當局所拒絕），而且三番兩次「訪問」外蒙古，更到俄羅斯境內喀爾瑪克自治共和國訪問，凡此都在說明他想擴大喇嘛王國的版圖，其用意至為明顯，蓋外蒙古（如今已是蒙古國）、喀爾瑪克自治共和國（原為土爾扈特部蒙古，係四衛拉特之一部）及布里雅特自治共和國都是喇嘛教格魯派傳統的攝化區，達賴之造訪這些地區，是企圖恢復其喇嘛教王國的版圖，其用意是很明顯的。

按達賴當初（一九五九年）出逃時，並非出自他的本意，據夏格巴所撰《藏區政治史》[14]（達賴曾盛讚此書真實可信）一書中引達賴於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出逃抵達印度要前往提斯浦爾火車站，面對印度官員及許多媒體記者時，發表一篇談話，全文頗長，在其後段有如下一段話：

「……因此噶倫和辦事官員們請求我和我的家人、噶倫等負責政務的主要官員們暫時迴避，以保障生命安全。我決定同意他的請求，而不是被反動分子劫持……」

從上引資料，可知達賴的出逃是被動的，這也是不可否認的史實，無可抵賴，然而出逃之後，卻高唱西藏獨立，並宣稱：西藏自古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吾人皆知所謂「主權」一詞乃是十八世紀歐洲民族國家興起後，才有的名詞，西藏怎能「自古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何況五世達賴阿旺羅桑嘉措（一六一七～一六八二）曾在其著作中說出如下的一段話：

「壬午年（按係一六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藏地所有木門人家王臣上下，均改其傲慢之容，俯首禮拜，恭敬歸順，霍爾曆三月十五日（霍爾，指蒙古），依『時輪』算規為新年開始之日，汗王即成為全藏三區之主（汗王指蒙古和碩特部之固始汗，並非蒙古的大汗）。王令如大白傘，覆蓋于三界之頂首。」[15]

從上引五世達賴所說，顯然西藏已臣服蒙古和碩特部固始汗，和碩特僅為四衛拉特之一，更非蒙古的大汗，十四世達賴及其流亡組織宣稱西藏自古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顯然與史實不符，按理十四世達賴不可能沒有讀過《西藏王臣記》，仍說西藏自古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顯然是在欺騙世人，認為世人不會看過五世達賴的《西藏王臣記》，所以才敢胡言亂語，十四世達賴曾自稱是「出家人」，出家人豈可說謊。

十四世達賴在出逃前，其二兄嘉樂頓珠就與美國情報單位（中央情報局前身）有所來往[16]，但不知是嘉樂頓珠主動投靠美國情報單位，還是美國情報單位吸收了他，蓋美國中央情報局是無孔不入的。所以達賴在逃離大陸後，於兄長及親英印的官員誘導下，以及外國勢力的慫恿蠱惑下，高喊西藏獨立，其獨立聲浪的高低，恰與中共在國際聲望高低成反比[17]，不管其聲浪高低，訴求的方式如何改變，前者如高唱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中共如何「侵略」西藏、內地人民大量移民西藏、中共如何屠殺西藏人……等；後者如從西藏獨立，高度自治、中道、把西藏設為中立區（中共軍隊撤出西藏），在所謂「大西藏」範圍內漢人全部遷出等，說法儘管不同，其實際內容仍是尋求「獨立」，仍是舊酒只是換了新瓶而已。

十四達賴（以下均僅稱達賴）出逃印度時（一九五九年），時為冷戰時期，西方世界認為達賴是一枚可以用以牽制中共的棋子，所以紛對達賴表示同情與支持，而西方世界人民對神秘的西藏充滿好奇，由是達賴遂成為國際媒體寵兒，聰明黠慧的達賴當然知道美歐日等國是把他當作棋子在耍，而他也順水推舟想藉國際力量逼中共讓步，以遂其西藏獨立的幻夢，更趁西方社會一片嬉皮之風，把喇嘛教傳說中的「強祥巴拉」，也就一般漢文音譯為「香格里拉」，說成就是西藏。

按「香格里拉」，原係梵語中「苫婆羅」的音譯，藏語音譯為「香拔拉」，其原意只是保樂源，喇嘛教《土觀宗教源流》將之說成是古印度北方的一個人間淨土，其地地形為圓形，雪山環繞，狀如八瓣蓮花，每瓣有河流貫串其間，為貴種王所領也，據傳佛演「時輪」須教時即在此處[18]。

這個美好的地方，一如柏拉圖的理想圖，或者陶淵明的桃花源，在現實世界中，根本是不存在的，達賴把西藏比附為傳說中的香格里拉，更增添了許多西方人對西藏的迷思，所以有許多西方對現實不滿的青年，演藝人員對達賴或西藏莫名的崇拜與嚮往，然而西藏實際的情況如何？且看一位西藏的白人，曾在拉薩停留七年，他於一九五○年親眼目睹了拉薩大昭寺（在布達拉宮東南方）門口的一個情景如下：

「大昭寺門口盤踞了不少乞丐，他們深知人在神面前是慈悲又體貼的。在西藏，如同在多數其他地方乞丐是一項公害。在我建霸那段時候，政府（按係指西藏地方噶廈政府）決心化乞丐為人力，他集合拉薩千名乞丐，從中挑出七百名合於受顧者，安排上工，支付其食物、薪資。詎料，第二天就跑掉一半人，再過幾天全部跑光了。可見這些人並非因為找不到工作才成為乞丐，多數也沒有身體殘疾。純粹只是因為懶而已。乞討在西藏是項好營生，沒有人趕乞丐。即使從每位客戶那兒只能得到一些糌粑、一點錢，兩小時下來的『工作』收入也夠他過一天了。接著他往牆角一靠，在陽光下快樂打起呼來。許多乞丐患重病，處境堪憐，他們利用自己的病態，非要路人關懷不可，這一點又令人不敢苟同。」[19]

依據《中華民國統計提要》（一九五五年行政院主計處編印），一九五五年西藏地方人口為一百萬人，另據多杰才旦《西藏問題不是人權問題，而是維護中國主權問題》一文中稱一九五○年前後拉薩人口尚不足三萬人（該文刊載于《中國藏學》一九九二年第二期，北京中國藏研究中心），扣除三大喇嘛寺後，拉薩人口不足兩萬人，換言之就是每二十人中就有一個乞丐，這個比例未免太以驚人，如果說這就是香格里拉，未免太扯了。

以往漢文文獻總是說西藏社會極度落後，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為農牧奴，這個說法，或許有些誇大，但有農奴、牧奴則是不爭之實，而且領主對農牧奴有生殺予奪之權，五世達賴在木猴年（按係，西元一六四四年）授予貴族的諭文曾寫道：

「如果你們（按係農奴）再企圖找自由，找舒服，我（五世達賴）已授權拉日孜巴對你們施行砍手、砍腳、挖眼、打、殺。」[20]

如果這就是香格里拉，想必那些金髮碧眼的美歐人士，再也不會嚮往了。達賴為了迎合西方人對虛無，不存在的香格里拉的嚮往，未加深思就將西藏比附為香格里拉，等到西藏的真實情況漸為世人所知後，達賴反而被「香格里拉」綁架了。[21]

由於美歐各國政府要制衡中共，民間對香格里拉的嚮往，於是競相邀訪達賴，而達賴也深知自己是西方國家眼中的「奇貨」，自然要將其邊際效用發揮到極至，於是頻頻出訪世界各地。自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九○年出訪九十次[22]，一九九○年之後更是多次出訪，在近兩、三年以前，毛估其出訪次數超過二百次，而且成為西方世界的媒體寵兒。然而近兩年來不但其出訪次數減少，而媒體曝光率也大不如前，推究其因一則可能由於他年事已高，不宜長途旅行；再則可能由於利用達賴以牽制中共的效果並不顯著而減少邀訪；更重要的可能是中共的經濟迅猛發展，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許多國家為了與大陸維持經貿關係，對於邀訪達賴就不那麼熱衷，畢竟經濟是最現實的，因此達賴的曝光率大不如前，雖然還不致成為媒體棄兒，但昔日媒體寵兒的光環顯然不再，何況達賴春秋已高，縱然他宣稱能活百歲，但終將走到人生終點站，所以已有秋扇見捐之勢。

今後流亡海外藏人情勢將如何發展，似乎已無足輕重，美國前任總統川普，雖然言行狂妄，但在任內四年並未與達賴見面，只是在其任期即將結束的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邀請西藏「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實際就是噶廈中的首席噶倫）洛桑森格（前此漢文均譯為洛桑蓋）訪問白宮消息，見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台北《聯合報》A10版，台北《中國時報》A8版），在此前一個月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任命德斯特羅為西藏事務特別協調員，此一任命曾引起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的抨擊，美國總是憑其強大的武力、經濟力，喜歡干涉他國內政，試想如果有一個國家在其行政機關中設立美國黑人事務特別協調員，美國將作何反應？

[1] 見《中國分省系列地圖冊……內蒙古》，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2018年，頁4。

[2] 關族青海民族古今概況，可參看金兆鴻所撰《青海民族概況》一文，該文刋載於《中國邊政》季刋第209期，台北中國邊政協會，二○一七年三月，頁83～106

[3] 見《中國分省系列地圖冊──新疆》，北京地圖出版社，二○一七年，頁4。

[4] 見《中國分省系列地圖冊──西藏》，北京地圖出版社，二○一年，頁4。

[5] 關於外蒙古如何納入中國清朝版圖及其歷次獨立情形，可參見劉學銚《外蒙古問題新論》，台北南天書局，二○一二年，二○一四年兩度出版

[6] 見法人勒尼．格魯塞著．魏英邦譯《草原帝國》，青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186，格魯塞（Rene Grousset）引用巴爾托德著作「認為（喀剌契丹）在行政上所通用的語言是漢文。」

[7] 見劉學銚《成吉斯汗傅略》蒙藏委員會，一九七五年，頁44～45。

[8] 此說見黎東方《細說元朝》台北文星書店，一九六六年，下冊，頁208。

[9] 清廷剿滅準噶爾情況至為慘烈，詳情參見魏源《聖武記》卷四《乾隆盪平準部記》台北世界書局，五九六二年，頁100～108。

[10] 關於清代治邊政策之得失，請參見劉學銚《論清代邊政之得失》一文，該文輯入劉著《唐代以來的邊疆策略》，台北致知學術出版社，二○一三年，頁7～98。

[11] 邀請函全文見《新疆三區革命大事記》，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頁308，另馬大正等所著《新疆史鑒》，新疆人民出版，二○○六年，頁114也引有此邀請函。

[12] 關於民族軍逃往蘇聯一事，可參見劉學銚《流亡海外維哈各族近況》一文，文載《中國邊政》季刊78期，台北中國邊政協會出版，一九八二年六月。

[13] 評情見金兆鴻《二○一四年上半年此間媒體有關新疆事件報導之分析》一文，該文刊登於《中國邊政》季刊第199期台北中國邊政協會，二○一四年九月，頁1～46。

[14] 夏格巴，全名為夏格巴．旺秋德丹（一九○七～一九八九年），出生於一個西藏貴族家庭，曾擔任西藏噶厦政府的孜本。一九三九年曾以隨員身份前往那曲，參加迎接十三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的工作。一九四六年曾到印度，從此開始進行藏獨工作，一九四七年十月西藏噶厦政府派出所謂「商務考察團」到歐美各國從事西藏獨立活動，然暗中卻從事黃金買賣為自己牟利，當時一位印度官員就曾告訴美國大使說：「在他們（指商務考察團）看來，使團出使的唯一目的是代表們為自己撈一把，他們關心的是把能夠買到的黃金再設法從西藏拋回印度，以看漲的有利價格在黑市上倒賣出去」，這段記載見譚．格倫夫著，伍昆明、王寶玉譯《現代西藏的誕生》，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一九九○年，頁130。此人之人品可見一斑，他完全是為了搞西藏獨立而撰著該書，此書初稿完成於一九六三年，之後在亞洲基金會贊助下到美國，由其子及羅斯金．邦德將該書由藏文譯為英文，並由美國藏學家魏里（T. V. Wylie）編輯校訂，於一九六七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之後，十四世達賴喇嘛囑其再加補強，又經過幾年增強了該書的藏獨論述，於一九七六年在印度德里再度出版，該書除師心自用、扭曲捏造史實外，極力鼓吹藏獨，可說是錯誤百出，該書漢文譯本晚到一九九二年才以內部參考方式予以出版，並不對外發行，翻譯者為劉立千、羅潤蒼、札西尼瑪、楊秀刚、余萬治、史京娜姆及次仁拉姆。書分上下兩冊，共700多頁，上項引文見該書漢譯本上冊頁234。另西藏自治區《西藏政治史》評註小組編寫有:《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與西藏歷史的本來面目》，北京民族出版一九九六年出版，對該書作重點批評。以下所引見該書漢譯本下冊頁307～308。

[15] 見五世達賴著《西藏王臣記》，劉立千等人。譯注，北京民族出版社，二○○○年，頁128，按該書藏文全名漢譯為《天神王臣下降雪域陸地事跡要記──圓滿時節，青春喜筵之杜鵑歌聲》，因太以冗長，改為《西藏王臣記》

[16] 關於此點可參見直雲邊吉《達賴喇嘛．分裂者的流亡活》海南出版社，二○一五年，頁83～94，另一九九九年四月十四日，台北《聯合報》也有專文報導美國中情局判入西藏事務。

[17] 可參見劉學銚、陳又新、蕭金松、張駿逸等人所撰《民國四十八年西藏反共抗暴後達賴喇嘛言行之分析》，蒙藏委員會，一九八六年。

[18] 見五世達賴著、劉立千譯注《西藏王臣記》，頁144，注49。

[19] 以上這段文字出自奧地利人海因利希．哈勒，此處係引自一九九七月三月十七～二十日，台北《自由時報》，刁筱華譯《我與少年達賴》一文，作者為海因利布．哈勒，此人為奧地利納粹分子，在印度被英國所捕，後逃往西藏，曾為達賴英語教師，關於其為納粹分子詳細情形，可參見厲聲、孫宏年、張永攀《十四世達賴喇嘛人和事》，四川人民出版社，二○一一年，頁293～294。

[20] 係轉引自舒知生編《西藏今昔》北京，三聯書店，二○○八年，頁33。

[21] 關於「香格里拉」，除了本文注16所引資料外，當代西方人對香格里拉的響往、迷罔，認為香格里拉是後珇代西方人的精神家園，詳可參見沈衛榮《妖魔化與神話化西藏的背後》，台北人間出版社，二○一三年，頁11～38。按沈氏大陸青壯派學者，曾來台參訪，蒙藏委員會曾予以接待。

[22] 見蘇丹《達賴集團策動西藏問題國際化研究（一九五九～二○一二）》，該文係蘇丹東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二○一七年，頁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