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離開監獄,如上庭之類,回到監倉後便要驗尿,翌日還要在監倉另一囚室接受觀察,待至驗尿結果沒有異樣,才能在下午時分參與大圍的活動,俗稱「隔渣」的程序。結果還在硬板床(我不會再寫錯了!)上睡了個午覺,對比起外面爭分奪秒的生活,在監獄裡有規律,作息定時兼緩慢節奏,還是很不習慣呢。
慶幸,早上十時多有邵家臻以立法會議員身份前來探訪,一個小時裡我們談了他下年將要面對的公眾妨擾罪,民主派會議的形勢發展討論,一地兩檢的運動進展,還有未來補選的各區部署。邵家臻作為關注青少年囚犯的立法會議員,也特意問我在獄中是否適應,有否遭受不公對待(他兩個月前也有來這裡巡視),而事實是囚友對我確實友善,而普遍職員也待我尚算合理,若有任何不公對待,我定必會在日記裡記錄下來,不過事實就是我未有目睹類似情況。
跟邵家臻相識,源於六年前,當時他是《思潮作動》主持,而我仍是中學生(14歲)的時候,接著便在反國教運動裡熟絡了,因他就是當時的集會司儀/咪手,另外在Netflix的紀錄片《Joshua: Teenage vs Superpower》裡,還記錄了他在電台問我有沒有拍拖的片段,而我當時的回答竟然是「無,因為呀媽教落中學唔好拍拖」,現在重看我與邵家臻5年前的對答真係無眼睇,但有時人的生命軌跡便是如此有趣,相信當時我們二人也想不到,5年後會在監獄裡的探訪室裡,以立法會議員──囚犯的身份在交談。也有賴他的工作,半年前起,青少年囚犯待遇確實有所改善。
接著,在下午訓練步操前,我便被兩位便裝的更生事務組職員帶開,說要跟我談天做問卷,了解一下我的想法。話說本來今年9月我選修了Crime and Punishment(犯罪與刑罰)一科,但因為被判監而無緣修讀,但我從這份問卷卻是徹頭徹尾地體會了何謂監獄的社教化歷程。
被問有否吸毒或三合會背景也是其次,懲教人員連番問起「出獄後你有否信心找回正當工作?」、「家庭對你是否重要」、「你是否懂得控制情緒?」、「你認為自己有沒有良好的職業技能?」、「你是否同意警方能公正執法?」、「你有沒有深交的朋友?」……接著,懲教職員便會把你的各題目答是/否,繼而判斷會否轉介犯人去參與獄中的一些課程或工作坊。坦白說,我從不否認監獄有其作用,導向犯人改過自新,但這份問卷只是把「出獄後改過自身的良好青年」的完美標準嘗試套到每個犯人身上,而因政治參與而入獄的政治犯,就更顯其格格不入。
監獄的社會功能,本來就是誘導犯人改過自新,不再在出獄後從事相關工作(如同倉大多便因撈偏〔走偏門〕運毒入獄),但政治犯坐監時,卻是充滿矛盾。即使懲教職員也深知,出獄以後的政治犯必會繼續投入政治改革工作,所以出獄「從良」的框架,不能套在政治犯身上,我們大概就是每天都在這種拉扯和衝突裡,渡過獄中的每一天,真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