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改編自真實事件,電視台高層濫用職權對員工性騷擾,離職員工決心奮力一搏提出告訴。因為有人帶頭做了驚世之舉,隨著時間發酵,逐漸有受害者挺身而出證實性騷擾事件。電影中的焦點不在於雙方的交鋒,而是著重於公司內部在整個事件中的轉變。同事對於很可能發生的事避而不談只因不想被牽涉,嘴上說不想知道,心裡卻完全明白受害者的遭遇。人氣主播對於言語騷擾和歧視反應相當劇烈,聽聞性騷擾案件時反而有所顧忌,即使她相當明白這項指控絕對不是空穴來風,因為她也是其中的受害者。離職的前員工揭發高層之後,卻要面對諸多惡意。而高層卻臉不紅氣不喘地說著自己不可能傷害這些女孩,並要求電視台上下工作人員必須聲援他。主播們一邊在電話中主張自己穿裙子是出於自由意志,事實是公司裡就是沒有穿褲子這個選項。而結局其實也並不美好,畢竟是真實事件。縱然之後有越來越多人站出來證實高層的惡劣行為,但開第一槍的人最後簽了保密協議對這件事絕口不提。出來指認的員工最後離開了工作崗位,因為受到其他同事的排擠、冷落。不只是美國,就算是台灣的企業,也不樂見員工檢舉高層。這件事情很可能會讓你永遠離開業界,即使最後證明你是正確的。最後,最令人灰心的莫過於高層帶著豐厚的退休金退場,他們得到的補償遠比其他受害者得到的補償加總起來多更多。這種感覺就好像公司說:「很遺憾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我們不得已只好請你離開。這些白花花的鈔票就是我們給你的補償與敬意,讓這些事情都過去吧!至於那些受害者,就算了吧!意思到了就好。」
我一直以為自己遇到變態應該會很理直氣壯地拒絕對方,沒想到真的遇到時,我連回覆對方訊息的勇氣都沒有。除了無助以外,我的第一反應是自責。不停地思考,是我說的哪句話讓他覺得我有機可乘?還是我打招呼的表情讓他誤會了?他就住在我家旁邊,我之後該怎麼辦?在電視上看過這麼多性騷擾的新聞,聽朋友轉述曾經遇到變態的情形,當下總是憤慨地譴責加害者,然後想像如果是自己會怎麼應對。那份憑空想像的理直氣壯,在遇到血淋淋的現實後瞬間轉化為最深沉的恐懼和無助。
那天老公陪著我到警局準備備案,警員在了解事情始末以後告訴我他很明白我的恐懼和無助,如果想要報案他也會協助,但是要有心理準備結局不太可能會是我們所期望的。他說有女生在公車上被摸了一把屁股,花了一年多打官司結果對方判決賠償三千元。他不停地強調,理解我的委屈,所以就算決定要提出告訴他也全力配合,但最實際最快速的做法是請老公明白地告訴對方不要再接近我,否則就報警。報案過程中他兩度提到,其實如果是熟識的朋友傳這種影片給我,或是老公收到影片,應該只是一笑而過吧?而且看他言談蠻有禮貌的。那個當下我情感相當受傷,我擔心我的安全,而且心裡覺得很不舒服,難道是我太敏感、小題大作?我其實可以感受到警員很盡力地幫我,可是我覺得他自己沒有意識到他否定了我的感受。我為什麼要因為那個變態說話彬彬有禮,就忽視他的踰矩?又為什麼如果對象換成熟悉的朋友,我就得忍受他的越界?我當然能理解警員的專業判斷說對方絕對能全身而退,但我在那一刻只是希望得到他的理解與支持。「很抱歉妳必須經歷這種事情,也很遺憾他全身而退。我能為妳再做些什麼嗎?」如果他當初能夠這樣跟我說,我可能就不會覺得受到二次傷害,也不會繼續自我質疑。
坦白說這件事情過後,我不停地想著,會不會真的是我誤會對方了?對方也許真的想討論健康問題,只是他的話題界限和我不同?我偶爾會這樣猜疑,直到我朋友非常篤定地告訴我:「那個就是變態,毫無懸念。妳不用折磨自己。」我才從自我貶低的情緒中逐漸平復。但從那之後,我出門都特別小心。我光用聽的就能認出對方的摩托車聲,還有他家大門開關的聲音。我總是透過監視器確認他不在,我才敢出門。有一次在便利商店狹路相逢,我迅速地轉身躲到架子後面直到他離開。我總是憤恨不平地想著,明明做錯事的不是我,為什麼我卻想要躲起來?我明明知道這不是我的錯,卻還是感到羞恥。
叔本華曾說過:「如果我們舉止有禮、言談有善,我們就能粗暴地對待許多人而安然無恙。」電影裡的人氣主播明明也被性騷擾過,卻依舊替加害者辯駁,細數他過往的好。當她在猶豫要不要上報她的經歷時,她自我安慰地想著”他不可能還在做這種事吧?都拿拐杖走路了。”也許她是希望自己當初的情況只是加害者的無心之過,也許想著加害者的好能讓那段回憶沒那麼不堪,也許她希望自己是最後一個受害者。雖然她地位高、名氣大,卻還是選擇保持沉默。但她也想知道真相,真的關心其他受害者。我覺得現實生活中大多數受害者可能都是這樣的,並不是不想勇敢反擊,而是她還想維持正常生活。「如果公開這一切,就好像在公開承認我是群體中的弱者。」因為不想再被欺負,只好把脆弱的一面藏起來。如果你身邊也有人被性騷擾卻選擇不反擊,請不要責怪他不夠勇敢。只要理解他、陪伴他並且給予他想要的幫助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