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時事分析 7/13-7/27

在七月，伊朗面對的除了「如何處理新冠肺炎」、「恢復經濟成長」的問題之外，對伊朗政府最為棘手的問題是「如何處理示威遊行」。在七月二十日，伊朗的西南方城市－Behbahan發生大規模的示威遊行，這起事件並非近年來規模浩大的示威；伊朗境內的示威早從2017年12月便開始蔓延在全國各地，而伊朗政府一直無法有效壓制人民參與示威的意願，反倒激起更多民眾參與，希望政府可以拿出有效的手段來解決疲弱的經濟和不斷飆升民生物資的價格。

伊朗的經濟疲弱主要有兩大因素，第一：2018年川普退出2015年的核子協議，並重新恢復經濟制裁；第二：新冠肺炎造成生產力下降。美國的經濟制裁可說是伊朗經濟的重傷，在美國前總統歐巴馬簽訂2015年的核子協議時收回對伊朗長期的經濟制裁，使2018年伊朗整年的石油出口盈餘可達到600億美金，但在川普恢復經濟制裁之後，2019年的石油出口盈餘僅剩90億美金，損害伊朗政府的財政，因此無法控制民生物資的價格，就連伊朗原本就有生產的瓦斯和石油的價格也不斷飆升，人民的基本生活難以維持，才會走向街頭。今年年初的新冠肺炎更是雪上加霜，政府已經在出口石油上遇到瓶頸，疫情影響的不僅是出口量，政府關閉學校、要求人民待在家防止疫情快速擴散，同時使人民無法出外工作，獲得能夠維持生活的薪水。

國家的財政受損，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難以維持，而政府卻沒有拿出可以有效解決的方案，在外交事務上，不僅在美國退出核子協議後，其餘簽約國（歐盟國家）也難以與伊朗取得共識，繼續保持核子協議的內容，且派駐在伊拉克的革命衛隊將軍－卡塞姆·索萊馬尼（Qasem Soleimani）被美軍轟炸致死，而伊朗的回應只不過往美軍的基地發射幾枚飛彈，實在難以使伊朗人民相信伊朗政府擁有與美國抗衡的能力，使外交事務居於劣勢。政府處理外交事務的方式讓人民失去對政府信心，也進一步導致政府控制社會的能力下降，因而在處理人民的示威遊行採取激烈方式，例如催淚瓦斯驅趕人民、逮捕、處刑異議份子、動用具殺傷性武器造成人民傷亡，根據統計，從2017年12月至今的示威遊行造成至少1500人的死亡。政府如此強硬的鎮壓方式，無異於在傳遞「如果選擇暴動，那麼你將會死」的訊息給人民。

伊朗是一個獨裁國家，意即就算伊朗人民擁有選舉權，也無法選舉出可能監督行政的立法官員，達到權力上的「水平分立」，沒有行政、立法、司法的課責性存在，因此伊朗人民以集體行動方式影響政府政策或人事的活動，表現對政府在經濟和政府危機處理能力的不滿，形成所謂的「垂直課責性」，雖然政府展現強大的決心要壓制示威，但伊朗人民用大量的示威傳遞給政府－「人民有能力可以改變政府」的訊息。從公民不服從的角度切入，政府是為了實現人民的自然權利－生命、自由、財產所組成，當政府對人民自然權利造成損害，人民有權換政府。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改變政府對伊朗人民沒什麼好處，從伊朗革命之前即是君主獨裁，換了政府之後，仍舊是由最高領導者以宗教和政治合一進行獨裁統治，人民的生活情況卻沒有因此而改變。

在目前的狀況來看，伊朗政府仍能有效控制、鎮壓國內反對勢力，不過持續加大鎮壓力道不是能夠控制社會的良好手段，反而是增加人民對於政府的不滿。當不滿的程度達到一定的程度，革命有可能會出現，目的在於換掉當前政府。

從伊朗革命來看，人民之所以推翻巴利維王朝的主因是來自石油危機所導致伊朗整體的經濟疲弱，因此導致示威和罷工，進而演變成革命活動。這時革命的成功與否將有賴於兩點，第一：反對勢力是否能夠動員所有人力、資源，在最好的情況向政府發出挑戰，試圖推翻其政權，第二：該政權是否有意鎮壓反對勢力。當第一點和第二點無法同時滿足，那政府會被輕易推翻；若政府強力鎮壓反對勢力，那政府依舊能苟延殘喘，卻使國家陷入內戰之中。

革命變換政府的情形之下，容易造成伊朗國內的政治不穩定，因當反對勢力出現時，人民會簡化其政治取向，分成政府派、反政府派，而這時相信反政府派的人民會是其最好的動員工具，鼓吹人民侵佔或破壞官方機關或是外國大使館，並對其形成一定程度的破壞，使政府在面對反政府方時倍感壓力，加大兩方談判的可能性，試圖用政治手段解決，否則以現代伊朗政府是透過現代化手段控制社會的方式，要透過革命來轉換政府並非易事。

這時的政府若是不願與反政府派纏鬥，那麼現在的伊朗政府便會倒台。若想保住自身的政權，那麼伊朗將會陷入長時間的內戰，因為反政府派的資源不可能在短時間準備充足，並可以推翻政府；而政府派也會因反政府派有許多中下階級人民的支撐無法將其擊垮，如同敘利亞的反叛軍無法動員足夠的資源和人力，在最佳的時機向阿薩德政權發出挑戰，雖阿薩德政權極能夠鎮壓反對勢力，仍舊無法剷除反對勢力，陷入長時間的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