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歐洲電影的蛻變 時間 1990s-至今 背景 歐洲電影運動紛紛落幕,或有人試圖恢復昔日光采,或有人批判電影運動帶來的非商業化,或有人吸取有效經驗再創巔峰。 好萊塢電影稱霸全球,歐洲電影人開始朝大製作、大場面努力,試圖與好萊塢一較高下。 歐洲電影院大幅升級,讓已經普遍擁有電視的觀眾們,重新吸引進入戲院,享受電影獨有的視聽效果體驗。 過程 德國──柏林圍牆的倒下 1990年東西德正式合併,德國宣告統一,許多東德片廠紛紛私有化,並在逐漸整合資源之後,透過幾位電影經驗豐富且野心勃勃的管理人,進行龐大的投資活動,試圖創造「歐洲電影中心」,並與好萊塢電影進行抗衡。 德國統一後,紀錄片獲得了社會的廣泛關注,許多人將之視為歷史見證的媒介,同時也對自身歷史進行深切檢討與反省,讓德國人民終有團結一致的民族信心。 1990年代德國喜劇電影達到巔峰,除有對於傳統愛情關係的觀察,也有對於政治議題的揶揄,不僅成為此時期德國電影的時代特徵,更象徵德國電影正往商業化與類型化方向前進。 德國電影創作者開始與電視台或國外創作者進行合拍,讓影片的製作規模變得巨大,而明星陣容也更加豪華。 柏林電影節的開始重視新德國電影的發展,除了加強其本土化的特性,更確保了德國電影的命脈發展。 新導演湯姆‧提克威(1965-)在1999年拍攝低成本電影《蘿拉快跑》,影片將一個事件化作三次敘述,打破了傳統電影的敘事結構,並深刻接觸到宿命論、生與死等哲學議題;此外,本片流暢的動作鏡頭與特殊的剪輯風格同樣引人注目,將人物的奔跑化作一種「狀態」,不但保持著劇情的張力,也蘊含著德國人冷靜與大膽的民族性。 法國──新浪潮運動之死 1980年代末,新浪潮重要人物陸續離世,面對法國電影自新浪潮之後的委靡不振,許多人開始將矛頭指向新浪潮運動,改革聲浪也陸續傳出。 1990年代後,法國政府制定「文化例外政策」,大力扶持電影業,不但將電影視為需要保護的文化資產,限制好萊塢電影的上映額度,還制定新政策,以向戲院、電視台稅收的方式,提供給電影業相當可觀的資金,讓法國電影開始能以大製作、大規格來與好萊塢抗衡。 2000年初,有電視台老闆試圖中止對電影業的支持,但遭到法國電影界與人民的強烈反抗,最終使得政策得以保留,並繼續大力支持法國電影的拍攝。 盧‧貝松(1959-)是最具特色的新生代導演之一,他擅長拍攝兼具藝術價值和商業性的電影。於1994年拍攝《終極追殺令》,運用流暢的好萊塢電影語言,以及充滿巧思和藝術性的影片形式,成功讓法國從作者電影走向商業電影,之後的作品《第五元素》(1997)、《終極殺陣》(1998)也同樣帶有極高的娛樂性,讓法國電影衝出低谷。 克里斯多夫‧甘斯(1960-)擅長與國際合作,曾於1995年拍攝《哭泣殺神》,展現自己對於執導恐怖電影的才華;2001年拍攝《狼族盟約》,融合歐美亞三地的電影特色,並以好萊塢氣勢講述歐洲傳奇故事,獲得了市場與評論界的雙贏局面。 尚‧皮耶‧居內(1953-)是法國電影的重要推手之一,曾拍攝《黑店狂想曲》(1991)、《異形4》(1997),擅長把幻想與現實融合,並發揮驚人的想像力去實現;2001年拍攝《艾蜜莉的異想世界》,充分展現了自己的電影風格,且充滿大眾化、娛樂性的特點,在票房與評論界上都獲得極高成就,更把法國電影引向大眾審美。 法國電影雖然從不避諱探討色情文化,但直到90年代後期,性與暴力的展現與討論,在電影中迅速蔓延開來,且成為了創作者們嚴肅探討的重要元素之一。 凱瑟琳‧布雷亞(1949-)是將色情電影作者化的佼佼者,她於1999年拍攝《羅曼史》,將大量裸露、性交、性虐待等畫面加入電影之中,但卻讓電影內容或意義模糊化,試圖藉由這些畫面嘲諷色情工業和男性沙文主義,讓女性身體終能有自主與展現的權利。 義大利──新現實主義的昇華 1970年代,義大利電影人才活躍於國際影壇,如費里尼、安東尼奧尼、維斯康提等,但1980年代後便逐漸走向低谷。 1990年代,由於義大利電影並無嚴謹的工業化特徵,促使創作者在摸索之中找到了自己的特色,並未受到好萊塢商業製作的思維模式影響,反而是往更細膩且富含哲理的內容前進,在國際影壇上完好地傳承了歐洲電影的固有特色。 吉安尼‧阿梅利奧(1945-)在1992年拍攝《盜竊童心》,展現了自己對於兒童心靈的關懷;1994年拍攝《亞美利加》,以現實主義展現戰爭生活的困苦和貧窮,將時代氛圍呈現觀眾眼前,引起了觀眾與創作者的積極關注,也同時獲得評論界讚賞。 朱塞佩‧托納雷多(1956-)在1989年拍攝《新天堂樂園》,將義大電影史和人物情感細膩刻畫出來,並透過主角的成長經歷,緬懷青春歲月和時代的逝去,成功獲得觀眾和評論家的一致讚賞,更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之後的《海上鋼琴師》(1998)、《真愛伴我行》(2001)也同樣在畫面優美的拍攝之中,展現深刻的主題思索,並帶有淡淡的哀愁,充分展現人文關懷精神。 義大利喜劇片的品質一直都有不錯的品質,在熱情且幽默的民族性之下,義大利喜劇常常帶有嘲諷意義(多半是自嘲),並將人物和社會作出緊密結合。 羅貝托‧貝尼尼(1952-)於1998年自編自導自演拍攝《美麗人生》,取得極大且非凡的成功,將納粹政權迫害下的小人物,以悲喜劇的方式呈現,大膽將悲劇情節以喜劇方式呈現,雖引發爭議,卻也讓本片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義大利政治電影依然盛行,文學改編電影也日益增加,將電影內容的豐富性與批判性不斷提升,讓義大利電影再次昇華。 結果 歐洲電影的產量呈現穩定上升,跨國合作的合拍片也不斷增加,製作規模、明星陣容等,都不斷呈現共同創作的跡象。 歐洲電影創作者持續在好萊塢的商業化與本土藝術特色之間琢磨,讓歐洲電影往往能在商業性中,仍帶有飽滿的人性關照,充分展現了自身的文化底蘊。 影響 歐洲電影一方面吸取好萊塢電影經驗,一方面保有自己的特色,使之終有能力為藝術電影留下一席之地。 十五、 好萊塢電影文化霸權 時間 1980s-至今 背景 位處美國的好萊塢,透過國家的強勢政治與經濟能力,成功在以巨大經濟利益的誘使下,不斷吸收、兼併世界電影的各國本土特色,更吸引無數創作者前往好萊塢發展。 好萊塢的全球化特性,除了讓電影充滿活力與彈性,也保持著一定的多元文化性,讓影片有著足夠能力銷往世界各地。 好萊塢電影環境多半是由雇傭階級組成,許多資本家掌握著電影內容的創作與發展,將好萊塢電影的內容膚淺化、表面化,藉此向普羅大眾進行更直接的推銷,嚴重干擾創作者的思想。 過程 隨著電影技術不斷發展,好萊塢成為了擁有世界上最傑出特效的電影產地,讓電影有能力營造出非現實的幻想世界,充分滿足了影片視覺上的震撼性,但這卻也讓特效成為觀眾的觀影因素之一,導致許多好萊塢電影淪為「奇觀」,讓劇本成為了特效展現的陪襯品,大幅降低內容的思想價值與藝術價值。 好萊塢電影往往富含道德價值的批判性,透過藝術性的方式進行政治宣傳,並將勇敢、勤奮、正直等普遍性民族氣質,透過正邪不兩立的衝突,傳遞出美國的自由民主精神,藉以塑造出「英雄電影」,成功把這類倫理道德的精神融入電影之中,充滿「說教」意味。 類型電影的主題思想與表現形式已成僵化,創作者開始以更複雜的情節、更曲折的故事、更鮮明的人物,以及更震撼的視覺效果,藉以避免觀眾出現不耐之感。 史蒂芬‧史匹柏(1946-)是一位產量極高的天才導演,曾執導多半充斥特效而較缺乏思想性的電影,如《大白鯊》、《侏儸紀公園》等,也曾執導充滿藝術性與思考價值的電影,如《辛德勒的名單》等,善於採用各種變換的風格,拍攝一部部商業性電影,非常善於將幻想化為電影內容,帶給觀眾視覺上或情感上的震撼性。 其他 在好萊塢電影周遭徘徊的美式藝術片,不像歐洲藝術片般剝奪藝術觀念或創作方法,而是為古典敘事和意識形態的傳遞,提供一定的位置。 史蒂芬‧索德柏格(1965-)於1989年拍攝處女作《性、謊言和錄影帶》,在探討社會性心理的過程中,藉由違反古典情節或服裝等設計的手法,創造出極大的張力,成功引起國際影壇的關注;2001年拍攝《天人交戰》,以手持攝影機和交叉敘事,講述毒品氾濫的問題,雖影片品質和表現形式飽受批評,卻讓他獲得了當年的奧斯卡最佳導演。 山姆‧曼德斯(1965-)在1999年拍攝《美國心玫瑰情》,影片以晦澀、灰暗的色調,將美國正統價值觀下的中產階級,透過反英雄的設計手法,講述家庭衝突的問題,讓本片充滿獨特性與複雜性。 結果 好萊塢電影近年在特效轟炸下,已經失去了視覺效果帶來的絕對勝利,於此同時,也有人開始呼籲好萊塢電影必須向藝術靠攏,讓人物重回電影的重心。 好萊塢電影中隱含的意識形態,深深地影響著世界各地的觀眾,但有越來越多的創作者開始跳脫,試圖以更為複雜、多元的面向,揭示世界的面貌。 影響 世界電影持續被好萊塢電影掌控,但由於創作者和觀眾的反動,好萊塢電影在部分意識型態的表現上,也漸漸有了稍加不同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