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圓周和我討論着因應《給十九歲的我》引爆的風潮,是不是該邀張導演講幾句之際,《KJ音樂人生》的主角黃家正8000字長文大爆拍攝和公映內幕。這位我崇拜多年的紀錄片導演𣊬間崩盤。
「我剛剛聽同事講張導演,他完全不覺得自己有問題,還抱怨自己拍電影好辛苦。」圓周沒指明同事是誰,我大約猜到是那位會把采風電影負責人叫「虹仔」的神級前輩。
間接收集情報,隨着事態陸續發展。好多非當事人例如陶傑、黃秋生都站出來說話,內容偏向導演的一方。而民間、網上言論普遍支持被攝者(學生)。我忽然間覺得這次除了是新聞、紀錄片倫理課程之外,可能關乎到香港漫延了二十年的世代之爭。教科書級的剝奪年輕人希望之路。
(本文純粹借題發揮,與電影無關。摻雜個人經驗,歡迎理性討論)
受訪者與被訪者,不對等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