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歡史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的文字，赤裸裸地解析出各階層的女人，雖然茨威格描述的不只是女人，但身為女性總佩服他點出的心境轉換，在《變形的陶醉》中針對主角郵務助理克莉絲提娜為期九天的變形記更是如此。


閱讀書評

創作

在新聞所讀書的女學生麗莎跟義大利第一女記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說：我不要領薪水，我只要跟在妳身邊學習，我很勤奮的！法拉奇打斷她，說：現在義大利只剩下馬馬虎虎跟廉價勞工，這就是我離開這裡的原因！


去年十月初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公佈是安妮．艾諾後，我一時以為台灣的出版社並沒有簽進她的著作，其實在二十年前大塊文化有出版過，十二月因艾諾得獎又重新出版了一次，該月就刷了二刷。十月初以為台灣沒有（也可能是市面上找不到），便下載了英文和法文版各讀了一點，那時並不欣賞。

《那不勒斯故事》第四冊兩人到中年，莉拉希望萊農透過寫作來改變她們生活的城區，她將自己搜集到可以扳倒邪惡家族索拉拉的資料交給萊農，兩人一起用文字將那些事實揭露出來，工作幾個月的過程中她們都充滿熱情，文章的呈現也很令人滿意，但是最後在報社發表卻沒得到應有的迴響，莉拉好像洩了氣的氣球。

西蒙波娃再度給我的啟示，讀《一場極為安詳的死亡》，我想到自己一直都是女兒，還沒機會照顧媽媽，我又生病了。三、四個月前一向樂觀開朗的外婆突然和阿姨說自己的生命最多只剩下兩年，她甚至說好自己的告別式不要辦在教會裡，「在殯儀館簡單的儀式就好」。

善與惡本來就是一個很難說清楚的界線。


皇冠出版的艾諾中譯版的《La Place》中加上了《Une Femme》，兩本書分別寫其父親與母親的生平，父母親死亡相隔約二十年（出版年份相差四年），但在中文書名中只保留了《位置》，如果要更無聊的說，出版商在新的一版中為何要將以女性為主軸的故事附加在男性故事之下？

在《碎片》中有封信看起來是出版社要求費蘭特針對「當時的義大利時事」寫一篇政治寓言小說被她拒絕了，她認為這些並不會起到什麼作用，提到「一個寫作的人，當然會冒一定的風險，但不會有生命危險或會進大牢」

艾諾在書中一開始就表達了在父親過世後想著手寫關於父親的生平，以前不敢寫是怕別人覺得「我們不夠好」，我讀到這裡時被刺痛了一下，相同的陳述在《那不勒斯故事》中也有，她們花了幾十年的努力才離開原來的階級，如今又要把自己成長背景寫出來，但對於每個寫作者而言想逃避的不全是「階級」

今早出門走到去甜點店，一公里約十五分鐘腳程的距離，一路上有幾間正在建設的大樓，還有許多新裝修的店家，腦海中突然迸出《那不勒斯故事》中的一段陳述：拿波里城區到處都在建設，一切欣欣向榮，好像經濟開始要發展，人們賺錢了⋯⋯。


一個曾任職於媒體，現在開一間甜點店的愛書人，因為女性就以女性的觀點分享閱讀，一開始會分享較多的經典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