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

對比日本「明治維新」和中國包括「戊戌變法」在內的近代歷程，兩者的目標是相同的，都是要富國強兵。但因為不同的文化心態，日本選擇了融入西方，而中國選擇了總體排斥和部分吸收西方。又因政治結構的不同，日本的制度變革表現為權力向上集中。而中國的制度變革過程逐步轉向權力向下擴展和加強已有的權力集中。

這就導致中國將更多的資源和時間投入到凝聚大眾成為一個統一行動整體，而不是增強個體能力上。在「改造國民性上」，就著重培養國民對組織的適應性，而反對培養國民的獨立性和發揮個性，要求一致性和消除差異。「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注重提高國民的教育水準和才能，僅僅夠用就行了，而不能損害組織的統一性和一致性。

「戊戌變法」失敗後，其教育改革的政策主張在清末新政中才得到了落實。但中國對教育的重視和投入始終趕不上日本，教育普及程度比日本相差甚遠。然而相同的是，近代中日兩國精英都是從強大國家的目的來主張提高國民素質的，提高國民素質被當成手段而非目的。這分別導致日本走向軍國主義和中國建立起國家主義意識形態。

從政治制度而言，日本搞「君主立憲制」是加強國家和君主的權力；而中國搞「君主立憲制」則是削弱國家和君主的權力。維新派和立憲派提出「以日為師」，則混淆了政治制度和政治態勢的區別。自然政治進程和結果都不相同。

總而言之，中國的官僚文人在政治政務方面比武士差，武夫在軍事上也比武士差。雖然，日本後來廢除了武士階層，中國廢除了科舉制，但兩個國家傳統的精英特質還是沿襲了下來。甲午戰爭中，中方的官兵的軍事素質比日方的差遠了，輸是必然的。「明治維新」的成功和 「戊戌變法」的失敗也在情理之中。

更廣泛地比較「戊戌變法」與「明治維新」，那為何在近代，日本努力成為強國成功了，而中國的努力失敗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和日本對西方的衝擊和挑戰所抱有的態度和採取的對策不同。一個是吸收西方，一個是融入西方。

然而，將「戊戌變法」與 「明治維新」對比還是有些不恰當。時間跨度相差很大。實際上，更廣泛而言，問為何中國近代失敗了而日本成功了，更為恰當。觀察期大致相同。人們之所以愛把這兩者比較，是因為「戊戌變法」就是甲午戰敗後中國在主觀意圖上對「明治維新」的效仿。

這就很令人奇怪了！明明是滿清的江山，漢族士大夫怎麼還比滿清貴族還著急上火呢！只能是漢族士大夫自以為自己是統治者。套用「精日」的說法，那些宣導維新圖強的漢族士大夫就是「精滿」，是精神上的滿清人。看來，自我認同錯位的情況自古有之，不惟今日矣！

今天，我們還習慣於將「戊戌變法」稱之為資產階級改良運動。在我看來，這個提法很不準確，完全是削足適履。推動「戊戌變法」的主要人物和階層，基本上是在野的士大夫和具有改良思想的官僚。就「戊戌變法」的宣導者和領導者而言，與資產階級一毛錢關係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