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純以強國而言，日本提高國民素質的主張付諸實施並奏效了，而中國諸如「教育立國」的主張卻沒有成為國家的基本政策，對國民教育的重視和投入一直都不足。更沒有達到強國的目的。遲至改革開放後，才主要靠龐大的人口基數而成為強國。原因何在？
這還是與政治結構和國家規模相關。一個國家的國力基本由國民素質，人口規模和組織化程度所決定的。日本在明治維新前，權力分散在地方。因而基層組織化程度相當高。通過「大政奉還」和「廢藩置縣」，日本迅速將權力集中到國家層面。這樣國家就能充分動員和組織全體國民，迅速增強國家的實力。自維新伊始，僅僅只用了一年多時間，日本就迅速地平息了內部衝突，實現了整個國家的完全統一。因而在組織化程度方面，日本不需要做太多的努力和進一步的努力。要繼續增強國力，就只能依靠提高個體能力，提高國民素質。加上人口相對少，就更增加了提高國民素質方面的壓力。
但中國的問題與其它國家都不同。中國面臨的問題是基層缺乏組織化，相反權力早已集中化。皇權通過官僚體制而集中壟斷權力，但只延伸到達縣級。縣級以下，則是分散的宗法家族，組織化程度相當低。當中國被西方和日本打敗後，精英後來就把失敗歸結為宗法家族造成「中國是一盤散沙」，認為西方列強是「小而強」，中國是「大而弱」。弱的原因就是宗法家族制度。如蔣廷黻就在《中國近代史大綱》總論中寫道：「在列強爭雄的生活中，西洋人養成了熱烈的愛國心，深刻的民族觀念。我們則死守著家族觀念和家鄉觀念。所以在十九世紀初年，西洋的國家雖小，然團結有如鐵石之固；我們的國家雖大，然如一盤散沙，毫無力量。」
所以，中國的變革方向就逐步轉向提高基層的組織化，將廣大國民納入到政權能支配的組織體系內。相對于權力向上集中，這就是權力向下擴展。而權力的向下擴展又必然要求加強集中權力。更強大的集中權力，才能夠組織和控制更大的範圍和深度。
這就導致中國將更多的資源和時間投入到凝聚大眾成為一個統一行動整體，而不是增強個體能力上。在「改造國民性上」，就著重培養國民對組織的適應性，而反對培養國民的獨立性和發揮個性，要求一致性和消除差異。「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注重提高國民的教育水準和才能，僅僅夠用就行了，而不能損害組織的統一性和一致性。
中國人口眾多，又存在民族、地區差異。可想而知，要將中國建成為一個權力集中、組織化程度又非常高的國家，任務相當艱巨，需要克服一個又一個的內部衝突。同時中國是大陸國家，還需要處理與周邊鄰國的衝突。而日本是個島國，基本沒有什麼外部威脅。而建成之後，同樣會把更多的資源投入到維護整體的穩定上，消除不穩定因素；而不是提高國民素質上。
中國這種在原有國家範圍內將「一盤散沙」凝聚起來的應對方式非常不合算，必然會長期限制和抑制國民的發展。「沙」凝聚起來仍然是「沙」。中國的地方省份與日本的規模差不多。如果能以地方為相對獨立的整體來凝聚和組織化，就容易得多。組織規模越小，建設和維持的成本也越小，這是顯而易見的。繼而為了增強國力，就會把資源和時間投入到全力提高國民素質上。但遺憾地是，在長期的「大一統」塑造下，地方已喪失了能作為一個獨立體的獨特性，也無法克服重建「大一統」的衝動而消除地方之間相互吞併的衝突。絕大多數中國人，包括精英和大眾，都支援在原有的國家規模上整合。對西方的排斥和恐懼，讓他們願意抱成更大的團來應對西方，為此犧牲奉獻。
對比日本「明治維新」和中國包括「戊戌變法」在內的近代歷程，兩者的目標是相同的，都是要富國強兵。但因為不同的文化心態，日本選擇了融入西方，而中國選擇了總體排斥和部分吸收西方。又因政治結構的不同，日本的制度變革表現為權力向上集中，主要靠提高國民素質來增強國力。而中國的制度變革過程逐步轉向權力向下擴展和加強已有的權力集中，最終定型為「党國制」。而主要靠凝聚龐大的國民來增強國力。政治結構的不同也決定了兩國推動變革的精英的特質也很不相同，影響了變革的成敗。國家規模及地緣因素也是影響變革成敗的重要因素。
但由於中日的強國之路都是將個人作為手段而不是目的，最終都走向了歧路。日本很快實現了強國的目標，但卻走向了軍國主義。二戰失敗後，才在美國的主導上修改憲法，廢除了有悖於自由民主理念的內容，轉型為完全民主的國家，實行「議會制君主立憲制」。但「明治維新」為二戰後日本順利轉型和重新富強打下的良好基礎，功不可沒。一是對自由民主平等理念有很好的接受度，二是較高的國民素質，三是較發達的基礎設施和工業生產能力。
中國在「戊戌變法」失敗後，經歷了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國共內戰，最終中共以「列寧式政黨」的組織模式，以巨大的代價實現了更高程度的統一，權力控制的範圍更廣，權力更加集中和強大。從而增強了可以集中支配的國力，將西方勢力及其影響完全從中國清除了出去。所謂「党國」模式。「党國」模式也同樣為國民黨所採用，但國民黨不如共產黨做得更徹底和更純粹，因而最終凝聚的力量沒有共產黨多而敗於共產黨。
「党國」模式的建立與維護都是以犧牲個人的更多可能發展為代價，而把資源和時間耗費在維持整體的統一行動上。它不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礎之上，不像民主制度主要以協同來實現組織化，而主要以支配和服從來實現組織化。對於日本這樣規模適度的國家，絕對的支配和服從可能是合算的，只會付出小的組織成本。而對中國這樣一個大的國家，就會付出沉重的組織成本。
在改革開放前，「党國」模式推行得甚為極端，以至於無法生產出足夠的資源來維持這一模式。改革開放後，才有不同程度的放鬆和對外開放。個人獲得更多發展，才持續產出巨量的經濟資源，維持並擴展了這一模式。然而，「党國」模式與個人的發展是根本衝突的。在改革開放40年的今天，兩者的矛盾愈來愈難以平衡與調和。
2018年12月19日
江上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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