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之所以失敗，「明治維新」之所以成功，也與推動和領導兩個變革的兩國精英的特質不同有關。推動 「戊戌變法」的精英是中國的文人、讀書人，以記住儒家的道德訓令通過科舉進入官僚體制為目標。除此之外，一概不知。而推動和領導「明治維新」的精英是日本的武士，文武雙全。不僅要會武，還要習文，更要塑造品格。日本武士比中國文人的綜合素質高。這不僅是「戊戌變法」失敗和 「明治維新」的成功的原因，也是「甲午戰爭」及整個近代歷史，中國失敗了而日本取勝和成功了的重要原因。
日本的武士階層對推動和領導「明治維新」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維新三傑木戶孝允、西鄉隆盛和大久保利通都是武士出身。武士文武雙修，兼具勇氣、品行、榮譽、智識和實務經驗。武能帶兵，文能籌畫和理政，能獨當一面。背後又有反對幕府，支持維新的地方強藩。
中日兩國精英特質的不同又取決於它們不同的政治結構。中國早早地就結束了分封制，而建立起了「大一統」的郡縣制。中國同是分封時代的貴族和「士」，比較接近日本的武士，需要文武雙修，全面發展。因為分封制下，諸侯和大名擁有高度的自治權，又處於列國爭強的環境下，就需要既能理政，還能帶兵打仗，因而需要文武雙修。他們對自己的後代和招用的人才也會如此要求。而天下一統之後，皇帝就不需要反而忌憚文武雙全的精英了。鼓勵天資聰穎者專意學文，成為官僚；同時吸收不那麼聰明的人當兵，對於鞏固皇權最為適宜。而隨著隋朝建立起科舉制，就將這樣的精英培養和篩選偏好制度化了。
所以，中國的事情，就是由官僚，文人和武夫在運作。官僚也是文人的底子，只是多了些官場經驗。由武夫組成的官兵，一沒學識，二品行和榮譽感都差。基本都是「大老粗」。像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等是少數的例外。他們是在特殊條件下，從文人跨界帶兵。而且他們也局限於軍事戰略、後勤和統籌上，軍事指揮和上戰場帶兵戰鬥並不在行。文人則缺乏膽識，不能踐行道德原則而流於虛偽，盡忽悠別人了。知識結構也不全面。挑頭幹事，獨當一面不成。「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武夫更沒有道德原則，誰拳頭大就服從誰。但相對比文人有勇氣。所以，挑頭幹事的多是武夫，文人則看誰的勢力大，就依附誰，去為他出謀劃策。
總而言之，中國的官僚文人在政治政務方面比武士差，武夫在軍事上也比武士差。雖然，日本後來廢除了武士階層，中國廢除了科舉制，但兩個國家傳統的精英特質還是沿襲了下來。甲午戰爭中，中方的官兵的軍事素質比日方的差遠了，輸是必然的。「明治維新」的成功和 「戊戌變法」的失敗也在情理之中。
2018年12月16日
江上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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