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之所以失敗,「明治維新」之所以成功,也與推動和領導兩個變革的兩國精英的特質不同有關。推動 「戊戌變法」的精英是中國的文人、讀書人,以記住儒家的道德訓令通過科舉進入官僚體制為目標。除此之外,一概不知。而推動和領導「明治維新」的精英是日本的武士,文武雙全。不僅要會武,還要習文,更要塑造品格。日本武士比中國文人的綜合素質高。這不僅是「戊戌變法」失敗和 「明治維新」的成功的原因,也是「甲午戰爭」及整個近代歷史,中國失敗了而日本取勝和成功了的重要原因。
日本的武士階層對推動和領導「明治維新」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維新三傑木戶孝允、西鄉隆盛和大久保利通都是武士出身。武士文武雙修,兼具勇氣、品行、榮譽、智識和實務經驗。武能帶兵,文能籌畫和理政,能獨當一面。背後又有反對幕府,支持維新的地方強藩。
而推動「戊戌變法」的康有為、梁啟超和譚嗣同等大多是沒有實務經驗的讀書人。在勇氣,膽識和政治鬥爭經驗上明顯不如日本的維新派。而且背後缺乏支持維新的實力派。日本的武士維新派能自己領導維新運動,而中國的文人維新派則只能停留在出主意上,沒有能力領導實施。
中日兩國精英特質的不同又取決於它們不同的政治結構。中國早早地就結束了分封制,而建立起了「大一統」的郡縣制。中國同是分封時代的貴族和「士」,比較接近日本的武士,需要文武雙修,全面發展。因為分封制下,諸侯和大名擁有高度的自治權,又處於列國爭強的環境下,就需要既能理政,還能帶兵打仗,因而需要文武雙修。他們對自己的後代和招用的人才也會如此要求。而天下一統之後,皇帝就不需要反而忌憚文武雙全的精英了。鼓勵天資聰穎者專意學文,成為官僚;同時吸收不那麼聰明的人當兵,對於鞏固皇權最為適宜。而隨著隋朝建立起科舉制,就將這樣的精英培養和篩選偏好制度化了。
所以,中國的事情,就是由官僚,文人和武夫在運作。官僚也是文人的底子,只是多了些官場經驗。由武夫組成的官兵,一沒學識,二品行和榮譽感都差。基本都是「大老粗」。像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等是少數的例外。他們是在特殊條件下,從文人跨界帶兵。而且他們也局限於軍事戰略、後勤和統籌上,軍事指揮和上戰場帶兵戰鬥並不在行。文人則缺乏膽識,不能踐行道德原則而流於虛偽,盡忽悠別人了。知識結構也不全面。挑頭幹事,獨當一面不成。「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武夫更沒有道德原則,誰拳頭大就服從誰。但相對比文人有勇氣。所以,挑頭幹事的多是武夫,文人則看誰的勢力大,就依附誰,去為他出謀劃策。
總而言之,中國的官僚文人在政治政務方面比武士差,武夫在軍事上也比武士差。雖然,日本後來廢除了武士階層,中國廢除了科舉制,但兩個國家傳統的精英特質還是沿襲了下來。甲午戰爭中,中方的官兵的軍事素質比日方的差遠了,輸是必然的。「明治維新」的成功和 「戊戌變法」的失敗也在情理之中。
2018年12月16日
江上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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