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倖存的女孩》：我們是掠奪下的受害者，而非敗德的女人

編輯的話：

在宗教、種族與國族之間的武裝衝突中，除了對土地、生命與財產的爭奪以外，往往還有另一種類型的掠奪伴隨產生，那便是對女性的身體與性所進行的佔有與傷害。一直以來，性暴力都是戰爭的副產物。戰爭中的強暴，一方面是戰爭的陽剛氣質的延伸，另一方面也經常被拿來當作工具，達到羞辱敵人甚或是種族清洗等目的。

繼「親密關係性暴力」後，如果你也聽說將推出下一個專題：「國族與性暴力」，首先推出由吳曉樂所撰寫的這篇書評。在《倖存的女孩》一書中，作者娜迪雅・穆拉德敘說自己在怎樣的宗教文化與政治背景下成為伊斯蘭國的性奴隸，又如何逃離，逃離之後又面臨了哪些考驗。從台灣的慰安婦到伊斯蘭國的性奴隸，許多不同膚色、國籍、宗教和世代的女性，面臨著相同的命運與掙扎。我們也將在後續的文章中，繼續深入討論相關的議題。

文／吳曉樂

《倖存的女孩》是作者娜迪雅・穆拉德的自傳小說，副標題為「我被俘虜、以及逃離伊斯蘭國的日子」，但娜迪雅在開始描述自己是如何目睹伊斯蘭國闖進故鄉克邱之前，用盡了心力描繪了她的家庭，伊拉克辛賈爾（Sinjar）最南端上，克邱的風土民情，以及最重要的：她自己的身份認同：亞茲迪人。亞茲迪人信奉著一個古老且神秘的一神教：亞茲迪教。亞茲迪教無法藉由皈依而成為信徒，只有一種成為亞茲迪教的可能：由亞茲迪教徒所生。按娜迪雅的說法是：「早在我出生很久很久以前，我們的宗教就賦予了我們定義、將我們凝聚成命運共同體，但也讓我們成為較大的族群迫害目標。」

在亞茲迪的信仰中，至高無上的神在創世時，先以自身的光明創造了孔雀天使，再來是六位熾天使，而在神造出亞當後，六位熾天使對亞當跪拜，孔雀天使拒絕了，繼而說：「我是由您的榮耀所創造，亞當僅僅出於塵土。」孔雀天使拒絕向亞當跪拜的抗命，正巧於《古蘭經》中撒旦的行徑雷同，因此，亞茲迪人普遍被穆斯林視為「拜魔鬼的人」。而在克邱，由於尷尬的地理位置，這裡的亞茲迪人長期處於遜尼派阿拉伯人與遜尼派庫德族的拉扯中，亞茲迪人與鄰近村莊的居民維持著敏感且小心翼翼的交誼，但在2007年，一位亞茲迪少女，不顧族人反對，與穆斯林遜尼派男子相戀，並皈依伊斯蘭教。少女的爸媽承諾少女不會追究，不意少女回到山村後竟遭族人暴投亂石至死。即使亞茲迪族內部對於該事件也持反對見解，但這個事件仍將經年的偏見轉化成了仇恨，有些極端份子開始視亞茲迪人為卡菲勒（Kuffar，值得殺的不信神者）。

報復的行動開始了。男人依照「是否長出腋毛」被分成兩類，前者集體槍決，後者則進行思想改造；年長的女性被屠殺，其餘的女性則進入人口黑市，成為強暴的標的。這並不是罕見的情形，事實上，幾乎在歷史上的所有時期，性暴力都是戰爭的副產物。甚至在某些時期，強姦敵人是被許可的，理由很簡單，若我們認為自己能夠在戰爭中對於敵人實施更可觀的暴力，例如殲滅，那狀況較為輕微的強姦行為，有什麼好視為嚴肅的呢？

蘇珊・布朗米勒在《違背我們的意願》一書中，對於發生在戰爭期間的強暴做了相當細膩的論述：「在男人與男人相互廝殺之際，在男人征服新的土地之際，在男人奴役一個又一個民族的過程中，在男人向勝利飛奔的小路上，無疑會強姦」、「戰爭從心理上為男人蔑視女人提供了絕佳理由。對男人而言，軍事的男性化特徵，例如均由男人操縱的殺傷性武器、武裝男人的精神紐帶、發布與服從命令的陽剛氣概、下級服從上級的簡單邏輯，充分證實了他們長期的看法：女人是邊緣的、與世無關，只能被動地觀看男人於舞台中央的表演。戰爭中實施強姦的都是平凡男性，他們透過這麼做加入男性俱樂部，不再平凡。」

伊斯蘭國也策動了這樣的心理戰術：將性奴隸推廣為一項近似戰利品的存在，鼓勵戰士們獻身於戰役之中。在伊斯蘭國中，性奴被稱為薩巴亞。一份外流的的伊斯蘭國冊子上寫道，「主人可以跟青春期前的奴隸交媾，如果她適合性交的話；如果不適合，用不交媾的方式享有就夠了。」除此之外，薩巴亞被當成物體，可以交易或者買賣，若薩巴亞懷孕了，不可交易；若主人死亡，則被當成遺產分配。娜迪雅淪為薩巴亞，在好戰份子的眼中，她們是亞茲迪人，是不信神者，好戰份子可以對他們為所欲為。亞茲迪婦女被迫與好戰份子進行矯偽的婚姻、換上伊斯蘭婦女的服飾、唸出舍西德（簡單的伊斯蘭禱詞，展現皈依者對伊斯蘭的信諾）。娜迪雅寫到，這一連串發生在她身上的暴行，令她失去了想像未來的能力。為了防止薩巴亞逃離，好戰份子進一步威脅：「就算你到得了家，你爸或你伯伯也會殺了你。你不是處女了，而且你是穆斯林！」

可悲的是，這確實戳中了這些亞茲迪婦女內心深處的恐懼。娜迪雅在逃出伊斯蘭國的過程中，對於自己遭強暴的處境始終是三緘其口，她十分擔憂，自己被強暴的事實會讓她再也無法被自己深繫的亞茲迪社群所接納。直到後來，她忍受不住，才終於坦承自己在被俘虜的歲月中反覆地被強暴。亞茲迪婦女的擔憂，可以與台灣的慰安婦議題中做個鏡照，兩者均在戰爭中遭遇到了系統性的性暴力，而社會中的貞操觀，也同樣地發揮了二度傷害的影響。一位婦女許淑華在接受記者訪問時，指出了她對於鄰居，慰安婦鄭陳桃阿嬤的理解：「去南洋，阿嬤覺得那就是命，但回台灣還被這樣對待，她無法接受。」娜迪雅以及其他亞茲迪婦女可能更幸運一些，隨著救援網絡的大備，有越來愈多的亞茲迪婦女逃出了伊斯蘭國的魔掌，而他們內心最大的恐懼便是：亞茲迪社群的他人將如何看待他們，她們依舊需要宗教的慰藉，但他們同時也明白失去貞操是嚴重到會被逐出亞茲迪社會的罪。而他們的宗教領袖很快地做出令人寬慰的回應：這些薩巴亞不應因自身遭遇而被評判，因為他們是被強暴，是受害者，而非敗德的女人。如果信仰真正虔誠，就應該張開雙臂歡迎他們回到亞茲迪社會。這個堅定的宣言，令心中始終惴慄不安的女孩們，終於卸下心頭的重擔：那些好戰份子的詛咒並沒有靈驗，他們的父兄們不僅沒有殺了他們，反而竭力想協助他們復歸亞茲迪社群。

我個人認為，這個橋段是整本《倖存的女孩》中，最叫人泫然的一刻，亞茲迪的宗教領袖們深諳他們的決定將深遠地影響到這些傷痕累累的女孩們的未來，而他們做出了圓滿的判斷，信仰與人性尊嚴不僅沒有對立，反而相互輝映生輝。